摘要：智慧法院体系作为大规模复杂信息系统,其开发工作是世界性工程难题;本文旨在从方法论视角出发,阐述中国智慧法院体系工程的理论构建与工程应用。论述了体系工程的概念和关键任务需求,分析了智慧法院体系工程面临的技术难点,提出了针对大规模自治信息系统的“双轨并行、六环联动”渐进式协同体系工程模式框架;基于通用信息模型、信息度量、信息系统动力构型等理论,构建了信息系统体系的关键评判指标;针对体系设计需求,引入基于信息关系的体系设计工具方法,获得了智慧法院体系参考模型,作为智慧法院系统研发与体系集成的顶层参照;相对全面地展示了我国智慧法院体系工程中的自治系统研发、骨干系统研发推广、协同体系集成等实体建设内容。在全国范围推广应用智慧法院信息系统体系,保障了人民法院司法业务模式的升级与重塑;基于关键评判指标开展的持续质效分析及针对性改进,进一步完善了相应的体系能力,为信息时代的司法文明建设提供了关键支撑。

摘要：智慧法院是人工智能时代司法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顶层政府的设计、法院系统的需求与技术市场的利益驱动共同形成了中国智慧法院建设的逻辑体系。然而,上述逻辑体系带来了国家治理与基层实践的张力、“技术治理主义”的内卷化与“数字弱势群体”的程序选择权缺失的理论困境,同时也导致区域空间发展不均衡、建设水平与适用程度不匹配、技术手段应用与尊重应用者主体性的竞争关系处理不良等实践不足。在智慧法院4.0版本建设过程中,应强化智慧法院建设的顶层设计、建立以司法需求为导向的智慧法院成果开发机制和凸显应用者的主体性地位。

摘要：智慧法院建设评价体系应与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目标保持一致。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的3.0版目标是打造智能化、网络化、阳光化的智慧法院服务体系。现有的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文件主要围绕该三大目标的应用成效指数进行构建,仍停留在3.0版智慧法院建设层面,且存在评价主体范围过窄、评价标准的主观性不足、评价指标欠缺合理等局限之处。随着人民法院迈入以智能化、一体化、协同化、泛在化、自主化“五化”为中心的4.0版法院信息化建设,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机制也应与时俱进,吸收“五化”目标作为评价机制的重要内容。4.0版智慧法院建设评价体系应以使用者和接受者为中心,坚持以人为本的评价路线,践行阳光法院的建设理念,进一步扩张评价主体范围,适当引入诉讼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主观性评价指标,设计科学、客观的量化评价指标,避免陷入“唯数据论”的评价思维,兼顾疑难个案的隐性评价内容。

摘要：信息时代的来临不仅改变着人类生活,同时也影响着司法与诉讼领域。其中,智慧法院通过将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等多种新兴科技融入到司法审判中,有效地缓解了司法资源匮乏的现状,在提高司法效率的同时也保证了审判的高效性,成为司法改革中的一大亮点。随着智慧法院的逐步建立,作为其子模板的电子送达制度的弊端也日渐显现,比如缺乏对电子送达的细则性规定,电子送达适用的条件较为狭隘,电子送达的适用范围具有局限性而且适用方式纷繁杂乱。所以应当在立足于法院司法实践的基础上,完善电子送达的制度设计,拓宽电子送达的适用条件,扩大电子送达的适用范围并且规范电子送达的适用方式,将电子送达与信息技术深度融合。

摘要：为回应接近正义运动和科技进步的要求,智慧法院将新兴科技手段应用于法院的审判和管理工作中,是司法智能化的产物。智慧法院的建设,不仅要在制度设计中关注诉讼效率的提高,也要重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保护。权利作为法理学的基础概念,应是智慧法院正当性的逻辑起点;应以权利救济为逻辑基础、以程序选择权为逻辑重点,推进智慧法院的建设。智慧法院建设应以权利为起点进行顶层设计,以为当事人提供多种程序选择权来实现诉讼权利保护,并以程序选择权为重点提供制度保障。

摘要：智慧法院是一个从国家顶层战略设计中提炼和凝结出的概念,被理解为一种新的法院运作形态,具有网络化、智能化、规范化和公开化等特征。智慧法院建设的主要目标是提升司法效率、共享法律知识和法律方法、加强监督管理有效性、提升司法能力等。智慧法院建设有着社会驱动力、政策驱动力和技术驱动力等多重推动,经历了信息化基础建设、司法大数据建设和司法人工智能建设三个阶段。目前,智慧法院建设存在着规划虚置化、建设碎片化等问题,在未来建设中应以司法业务本位、审判执行本位和法院整体本位为原则,通过加强与外部系统的连接与协同、司法与技术的融合、提升数据质量、将应用进行整合等途径做好智慧法院建设的实践。

摘要：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持续推进,算法在司法审判中逐渐进入深度应用阶段,相关风险也随之激增,审判的公开透明原则、司法为民宗旨以及司法公正理念都受到了算法技术的冲击。分析可知,法律与技术衔接转换困难、权力分配格局失衡、传统司法向智能司法转型陷入困境是风险形成的深层原因。对此,在思路设计维度应当坚持司法质效和算法裁判安全并重;尊重司法规律,防止技术依赖;衡平算法裁判的权力格局。在路径厘定层面需要分类分级确定算法技术在审判中的适用尺度,吸收法院案件纠错机制,从技术的法律观视野强化算法裁判的透明度。

摘要：文中从法院信息化建设角度,分析智慧法院建设水平对营商环境提升的影响,通过结果提出营商环境提升的启示建议。以2018年全国GDP排名在前100位的城市为样本,构建了包括司法环境、规模环境、市场环境、投资环境、人力环境的营商环境分析多元回归模型,设计智慧法院建设评价指标体系,计算得出智慧法院建设指数和智慧法院网络化、阳光化、智能化三个维度指数,利用回归模型分析智慧法院建设各类指数对营商环境提升的影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智慧法院建设总体水平和智慧法院的网络化、阳光化水平对于城市营商环境提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智慧法院的智能化水平与营商环境提升关系不大。得出的启示包括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和各类司法办案场所的网络建设投入,推动更多的司法业务实现网上全流程办理,大力拓展司法公开力度,有效利用好法院系统外的各类融媒体作用,更好地谋划智慧法院各类新技术的应用场景,提升智慧法院建设总体水平,为营商环境的持续提升注入新动力。

摘要：建设智慧法院的过程实质上是将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引入司法的过程,是科技与司法融合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得讲究分寸,科技如果与司法活动若即若离甚至被束之高阁,科技的作用根本就无法发挥,司法活动也不可能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方便当事人诉讼。科技如果过度介入司法甚至凌驾于司法之上,司法活动的内在规律将遭到破坏,对科技的过度依赖,将使得法官沦为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奴隶,法院成为贩卖裁判结果的机器。我国智慧法院的建设应在充分尊重司法规律的前提下,尽可能多的将现代科技运用到法院内部管理以及立案、送达、庭审、执行等外部诉讼环节,对于一些类型化案件,科技还可以全流程、全方位的为诉讼服务,充当司法辅助和工具作用,最终促进审判体系和审判能力现代化。

摘要：少数民族地区智慧法院建设已经展开广泛实践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然存在信息化和智能化水平偏低、应用系统本地化程度不足、数据汇集和利用不充分、复合型人才缺失等问题。应通过智慧法院建设服务少数民族群众、回应少数民族地区司法的个性化需求、提升少数民族地区的司法能力、助力少数民族地区民族间法文化的融合。少数民族地区开展智慧法院建设,需要在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和司法特性的前提下,从基础建设、规划设计、民族关照、协同治理、法治建设等五个方面进行总体构想和实践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