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有翼神兽问题是艺术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文章就其出现时间以及对少数有翼神兽的识别、风格、来源以及中国有翼神兽和相关器物造型中的本土元素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评价。

摘要：飞廉作为一种流传有绪的有翼神兽及艺术母题,早期多用于装饰钟虔、磬虞或其座子(趺)。其形制可分本土和含有外来形式因素的两种,战国时期初见端倪,西汉时期逐渐统一,风格化显著。汉武帝时在长安仙观上雕造的铜飞廉,是该母题中具有标型意义和示范作用的杰作,影响巨大而深远。

摘要：有翼神兽是中国学者对类似于西方“格里芬”神兽的统称,中国学者对其探讨始于20世纪30年代,从探讨南朝陵墓石兽的造型特点和名称开始,到关注各时代各地区的有翼兽造型,使得对有翼神兽形象的起源、差异等更多学术问题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摘要：有翼神兽这个造型,在历来的学者之中研究较少,草原文明上的有翼神兽关注更少,但是有翼神兽作为古代神兽的一种特殊形式广泛的出现在亚欧大陆上,是一个跨地区跨民族跨文化都出现过的神兽造型艺术,在整个亚欧大陆上草原游牧民族承担着一种文化和经济交流使者的任务,草原游牧民族的有翼神兽也是东西方有翼神兽过渡地区的关键造型。

摘要：在巴蜀东汉画像石(砖)中,有龙类型翼兽、虎类型翼兽、马类型翼兽、鹿类型翼兽等带翼神兽,它们或单独出现,或组合出现,很大程度上展现了汉人的审美想象与造型能力。本文从考古类型学的角度对巴蜀有翼神兽的羽翼造型进行了类型分析,提出巴蜀汉代有翼神兽石刻画像的羽翼类型,有肩翼与飞翼两大类,并在此之下进一步划分出十余亚型。结合图像和文献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巴蜀汉代有翼神兽受中外文化的双重影响,其中的尾背展亚型飞翼尤其体现了巴蜀汉代石匠在形象塑造方面的自主性与创新性。

摘要：作为在世界文化艺术交流史中颇具影响的格里芬纹样的起源和在中国本土的传入、传播与发展,是纺织服饰史和丝路交流史研究不可回避的重要学术问题。结合新近出土的文物和史料发现,文章认为格里芬起源于公元前三千纪的古埃及,随后传播至两河流域和古希腊,并伴随欧洲大陆的“罗马化进程”向东传播,通过北方草原民族传入中国西北地区。元代以格里芬为主题的纳石矢织金锦,从艺术和织造技术上综合反映出了这一历史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盛况。对格里芬纹样的深入研究有助于对中西方物质文化交流的路径和范围理解更加细化,对中国丝织品纹样史也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摘要：汉代墓葬壁画和画像石上有一类表现一虎形翼兽正欲吞食一人或兽的题材。有翼神兽为西方传来的艺术形象。此类画像在汉代墓葬中的出现却是本土文化和信仰的发展,是墓葬大傩的延伸。墓葬大傩是驱除危害死者尸体和灵魂的鬼魅,保护死者升往仙境。

摘要：瑞典学者喜龙仁最先给包括辟邪在内的南朝陵墓石刻有翼神兽取名"希美辣"(Chimsera),这是西方神话中一种邪恶的有翼怪兽,用于中国的神兽显然不妥当,因为辟邪在中国是一种吉兽。中国学者如滕固等早已经提出异议,但这种误读依旧持续到今天。这种辟邪名称的中西文化误读,会妨碍西方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认知。

摘要：随着西汉时期通往西域道路的开通,汉代对外交往日益繁盛,正如《汉书·西域传》所述:"殊方异物,四面而至。"1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汉代物质文化的开放性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汉代物质文化受外来文化因素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远超人们的想象。李零、林梅村、缪哲等中国学者都就外来文化对汉代艺术形象的影响进行过探讨。李零提出秦汉时期石刻艺术的大量出现,尤其是有翼神兽、狮子等石刻形象可能是受到欧亚草原在墓前立石传统的影响。

摘要：一洛阳地区近年出土的带翼神兽在洛阳地区近代出土的文物系列中,有一种带有膊翼、具有异域艺术情调的神奇动物图像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本文列举其中一些年代较早的实例,以见内中序列传延之渊源。1976年夏,洛阳北郊邙山南麓发掘的西汉中期卜千秋墓一座。墓室壁面彩色祥云绘画中,首次发现具有中亚、印度风格的忍冬纹装饰绘画和有翼神兽[1]。这是洛阳地区发现有翼类动物美术题材的早期实例。在此之前的1955年春夏之交,洛阳西郊孙旗屯一带修筑秦岭防洪渠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