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藉由基层司法机关之推动,大量运行于我国司法实践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社会调查制度面临诸多问题:合法性不足及其衍生的制度异化;调查过程走过场与调查结论不可靠;调查报告的肤浅粗放与调查结论的格式化;调查报告影响下的过分量刑迁就和盲目轻刑化。只有科学的制度设计才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社会调查制度才能回归其本义,也才可能在少年司法中发挥其应有的积极效用。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相应的,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也具有不同于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的特点。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作为刑事诉讼的一种特殊程序,其程序设计和运作除了受传统法律因素的影响外,还要考虑社会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影响。社会学理论、心理学理论、法学理论共同构成未成年人犯罪诉讼程序的理论基础。

摘要：正如法国刑事政策学家安塞尔先生所言,刑事政策是观察的科学和组织反犯罪斗争的艺术或战略。①作为＂战略＂,其自然应具有全局性和宏观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到,刑事政策还具有反犯罪斗争时＂艺术＂般的精巧性,具有对犯罪现象的策应性、针对性、精准性,

摘要：笔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目前在内蒙古未管所关押着100多名未成年犯,他们的年龄在15~17岁之间。其中,服刑人员伊某,1997年出生,因犯抢劫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伊某受表哥(同案)教唆犯罪,他的表哥写了一本'杀人宝典',在其表哥的带领下,他们按照计划杀人、抢劫、抛尸,手段极其残忍。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呈现出低龄化、犯罪手段残忍且不计后果的特点,未成年人犯罪比例上升,有的学者将未成年人犯罪、环境污染。

摘要：本文通过对一起未成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处理的全过程的分析,认为在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轻刑化和行刑社会化的探索中,应从司法理性的角度对司法实践中的操作程序及量刑标准作出更为合理的设计和规范;同时,结合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建立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预防、帮教机制,避免司法人员过度的能动性损害了法律的理性与公正而走向极端。

摘要：2024年3月10日河北省邯郸市发生一起3名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案件,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舆论焦点从传统的“未龄不责”,逐渐转向了“低龄轻责”和“未龄免死”等问题。对舆论意见体现出的在最低刑龄制度应对未成年人犯罪时存在的价值冲突,需要在理论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也需要考虑我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在理论层面,首先,刑事责任年龄的设定是一种对身份的法律拟制,必然引发同一性和差异性的矛盾;其次,公众对于“未龄轻责”和“未龄免死”的不满,很大程度上源于报应心理。然而,报应主义与未成年人特殊保护原则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此外,网络舆论导向的修法可能会引发刑法谦抑性危机。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维持刑罚量配置的均衡,以保证刑法的谦抑性,即是刑事责任年龄制度所面临的难题。在我国历史上,“恤幼”思想源远流长,影响着我国古代的立法,即使在重刑时代,其也优先于报应主义的思想。在制度设计上,从汉代开始,我国古代传统法中对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就体现出了相对弹性的模式,这种立法模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法律拟制的缺陷。此外,自唐代起开始适用的“列举罪名+划定法定刑”罪行分级模式具有体系化和精确化的优势,也能够为最低刑龄制度的完善方向提供参考。从实践层面看,构建最低刑龄制度的路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需要从过于刚性的“唯年龄论”转变为更加相对弹性的立法模式,以弥补法律拟制所导致的立法空缺。第二,现在立法中存在对相似案件处罚不均衡的情况,对此,应当缩小因年龄差异而导致的处罚差距,尽可能确保罪罚均衡。同时,还应当坚定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立场,放宽对未成年人减刑的限制,进一步完善专门矫治教育制度,与刑法形成良好的衔接。第三,采用系统化的罪行分级方式,以法定最高刑为罪行分级的界限标准,建立更为严密的法网,防止处罚范围的过度扩张。

摘要：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并运用综合手段,而具体对策的出台建立在准确把握犯罪总体趋势和具体特征的基础上。通过分析未成年人犯罪'四个下降'的宏观态势和'四个维度'反映的微观特征,结合影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矫治的主要因素,我们认为,应在顶层设计上紧抓以立法为代表的制度建设,中层建构上理顺做实纵向的领导、管理机制和横向的协作机制,在微观上除惩戒外,注重加强'柔性'的教育、帮扶措施,可应对当前的工作局势,取得长远的良好效果。

摘要：未成年人生理、智力尚不成熟,人生观、价值观尚未形成,对他们犯罪应尽可能适用非刑罚化矫正。目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作非刑罚处理的法律规定只有《刑法》第17条第4款和适用于一般主体的第37条。第37条把"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设为一个"口袋",规定把凡是符合这个"口袋"标准的情况都给予"免予刑事处罚"。这两条规定罗列了总共八条非刑罚性矫正措施。这种规定过于简单,远未上升到制度层面,在实践中造成无法可依、无章可循及主观擅断、监管不力和形同虚设的局面。未成年人犯罪非刑罚化矫正制度在语义上应当包含四方面内容和五方面外延。进行制度化构建需要确定基本的指导原则、明确适用的对象、制定详尽的矫正措施并对每种措施设计出规范的操作程序等。

摘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所规定的各类干预处分,既包括旨在减少未成年人社会化过程中各种干扰因素的教育帮助措施,也有事后调校未成年人行为方式的制裁措施。教育措施的制裁属性应该从被干预对象是否违反保护法益的规范、基本权利影响程度加以界定。教育性制裁在未成年人社会控制机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但在适用时应该作为教育帮助措施等其他规范学习机制的补充。教育性制裁的选择和执行应该秉持个别化和弹性原则,注意避免因适用教育性制裁而给未成年人造成标签化效果,同时完善程序化设计。未来的分级预防机制应该关注未成年人预防必要性判断,将行为表现仅当作预防措施的参考性标准,并通过年龄条件和监护条件审慎限制专门教育措施的适用。

摘要：我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未成年人犯罪率不断上升,司法社工介入未成年人犯罪治理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由于立法滞后和制度设计的问题造成司法社工介入未成年人犯罪治理陷入困境,迫切需要从完善立法、培育专业化的司法社工队伍、建立社会支持系统等方面,构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社会治理体系,充分发挥司法社工介入的独特功能及应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