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向来被喻为整个刑事司法改革的试验田。附条件不起诉作为2012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一项有利于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制度设计,能否'用好用足',关系到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领域的作为空间,甚至关系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改革前进的步伐和未来走向。

摘要：我国刑事诉讼法修订后，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此项制度的设计有效保障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但司法实践中也发现存在法定代理人干扰诉讼的违法现象。文章对法定代理人到场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立足实践提出了司法应对的合理建议。

摘要：新刑诉法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方针、原则和制度做了原则上的规定,如何落实好这些规定,最大限度地教育、感化、挽救涉罪未成年人,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这需要建立和完善相应制度的配套工作,促进公检法司在诉讼程序上的衔接,形成工作合力,共同做好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工作.笔者以为,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诉讼程序配套工作制度应围绕专门机构的设置、社会调查的完善、分案起诉的执行、量刑建议的提出、诉中考察的探索等进行设计,这也是检察机关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主要涉及的程序,同时也要兼顾与公安机关、法院在诉讼程序衔接的配套机制的设置.

摘要：2012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此项制度的设计有效保障了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与合法权益,但司法实践中也存在法定代理人干扰诉讼的违法现象。文章对法定代理人到场的利弊进行了分析,并立足实践提出了应对建议。

摘要：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是根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生理特征，为未成年犯罪嫌疑人专门设计的一项权利。我国关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学术界一直极力倡导建设该项制度。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虽然没有合适成年人的名称，但在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中却有与之类似的法定代理人或监护人到场制度，如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应当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家长、监护人等到场”，但是严格来讲，该规定并未达到合适成年人到场参与的要求。合适成年人参与制度最终在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