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朱石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位多产导演。他一生历经坎坷,艰难沉重的生命体验造就了他前期影片中一贯的浅淡、温和的风格。60年代之后思想观念和艺术观念的“左”转又使他偏离了自己的风格。他一生致力于让观众“看得懂”的美学追求,表现家庭伦常、对国外作品进行本土化改造、温馨的轻喜剧风格、注重影片艺术质量等都是他实现既定美学目的的具体体现。在注重艺术创作的同时,朱石麟还对香港电影产业的发展有诸多贡献。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朱石麟“联华时期”的电影创作,认为其创作既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立场的坚持和对艺术的不懈追求,同时艺术和传统又是他的影片吸引观众、提高票房的商业策略;这种将艺术、传统来做商业经营的电影创作正是“联华精神”的典型表现。

摘要：在20世纪50、60年代的香港影坛,1952年改组"龙马"而成立的凤凰影业公司,是国语片生产和左派电影的中坚力量。由创业作《中秋月》开始,"凤凰"着力于小市民小人物描写,以写实风格喜剧为首要品牌,以多元化创作为重要策略。主持人朱石麟坚持"提高娱乐性与艺术性"的电影理念和"喜中有悲"的喜剧观念,导演了众多经典佳作。尽管80年代初"凤凰"合并入"银都机构",但其为香港电影所做的贡献却影响深远。

摘要：龙马影片公司是20世纪50年代香港影坛的重要制片机构,本文拟梳理"龙马"的历史,对其不同阶段的商业策略、制片方式及创作情况加以分析,通过对《花姑娘》《误佳期》《江湖儿女》等影片的文本细读,并结合费穆、朱石麟等"南来影人"的离散情结,力图深入剖析"龙马"出品影片的艺术风格与思想观念,指出"龙马"在50年代香港影坛的独特地位及重要意义。

摘要：艺术创作观照深切的生命体验,疾病是最不可回避的生命体验之一,因而它被书写,又持续驻留在创作者的(无)意识中介入书写。在电影研究领域,关于疾病叙事、隐喻的著述不胜枚举,但缺少贯连疾病体验与创作的视角,因此,笔者尝试遵循病迹学(Pathography)的思路,以郑正秋、朱石麟、费穆为例,检视分析疾病体验与创作经历、作品表现之间的联系,提炼疾病心理影响个人风格形成的逻辑。

摘要：朱石麟先生在抗战期间及抗战后分别两次改编两部外国小说,或编或导了《孤城烈女》《洞房花烛夜》和《花姑娘》《新婚第一夜》四部影片,表现了战争中的四个平民女子的命运,构成了与抗战中期银幕上流行的“女英雄”不同的女性角色。而分别于全面抗战前、“孤岛”沦陷前后和南下中国香港后创作的这四部影片,流露出朱石麟对战争中无辜平民的同情、对牺牲的矛盾,也体现了抗战后朱石麟等一代电影人回溯战时记忆、剖白附逆经历的一种心路历程。

摘要：(一) 前辈电影艺术家朱石麟先生(一八九九——一九六七)逝世已经二十五周年了。他是我从事电影创作的启蒙老师。回忆他所给与我的许多有关电影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立身处世的教导,我对他始终怀有深切的感激心情。我本来是一银行小职员,在外滩中国银行工作。

摘要：朱石麟电影是独树一帜并最具民族特性的中国电影之一。在他编剧、导演和编导的一系列早期影片里,大都能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及其内在心理出发,在情感与理智相互冲突的叙事格局中,在悲剧与喜剧相互调和的情绪总谱下,将独出心裁的伦理诉求与国族想象联结在一起。通过苦心经营、独辟蹊径的电影创作,朱石麟成功地表达着正在为不可阻挡的时代强力摧败得奄奄一息的家庭价值观,并在对西方思潮的适度接纳和中国文化的深情回望中建立起一种不无理想主义色彩的国族认同。尽管从本质上分析,朱石麟电影里的伦理精神面临着一种无法解脱的文化困境,但仍以其特有的家国叙事和影音魅力征服了不止一代中国观众的心灵,并为中国早期电影文化史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摘要：在30余年的电影生涯中,朱石麟参与导演、编剧的电影多达上百部[1]。朱石麟以电影为载体,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底色,在主题内容和影像表达上彰显了浓厚的中国古典精神。从学识和思想上来说,朱石麟归属于儒学一派,我们能从他的电影作品中找到几千年来印刻在中国文人身上的诗骚传统印记——在主题选择上,朱石麟关注家庭伦理、倡导对“善”的坚守,关注时代变迁、社会变革,聚焦传统道德和现代文化的冲突;在表达技法上,朱石麟长于运用中国古典美学思维创造影像,形成了诗影交融的艺术风格,并赋予其电影朦胧而深远的意境之美。

摘要：大时代中的电影人朱石麟与当时的一些电影界人士在上海沦陷后一起进入'中联'、'华影'工作。作为知识分子,他们积极投身于文艺事业,进退出处间彰显出家国大义的理想情怀,但现实生活的重负难以避免,这使得他们常常处于一种社会责任与个人欲求无法两全的矛盾冲突中。在当时的社会情势下,置身事外是不太可能的,他们无法真正疏离或者逃避那个环境。对此,朱石麟后来曾在与女儿的信中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