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经由算法驱动的新型媒体形态,算法媒体进一步重塑了信息传播样态,拓展了个体参与社会生活的广度与深度。从信息生产与信息消费等方面探析算法媒体的运行逻辑,有助于理解算法媒体权力的本质和特征。随着网络空间与现实空间不断耦合,算法权力作为一种能够实现资源配置的新兴社会力量,由于传统公私法律二元框架规制能力的不足,可能会造成信息霸权与冲击媒体公共性的异化风险。需要转变算法媒体监管的基本思路,在整体主义视角下进行制度设计,通过构建算法问责机制、配置算法可解释权等方式对抗算法媒体权力,从而实现公权力、私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互动平衡,促进算法媒体规范化发展。

摘要：当前,广告市场的失范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虽经国家有关部门多次集中整治,但效果却不理想。从某种程度上说,广告市场的失范有着复杂的深层次原因,但从根源上说,媒介权力的异化导致了广告市场的失范。

摘要：项目化本质上是一种以资源整合为手段、以任务执行为目标、以临时团体为主体的非常规治理模式。地方政府在治理实践中广泛采用项目化运作,主要源于组织与制度环境所产生的多重动力,包括财政资源的获取、官僚弊病的弥补、外部精英的吸纳以及政绩信号的显示。然而,在项目化运作实践中,公共权力面临诸种异化风险,如项目发包中存在着寻租设租机会、项目执行团体存在权责背离的趋势及项目设计中可能会被嵌入私人利益。权力异化还存在两种衍生效应:一是规范权力运行的常规性程序被"仪式化",二是组织不确定性导致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因此,必须明晰项目化运作中的权责关系,完善其社会问责体系,以推动地方治理的法治化。

摘要：行政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对工具理性以制度设计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的反思认为,行政体制改革不但是政府自身制度的变革,更表现在改革运行过程之中的人的改造。行政体制改革中人的改造的缺席致使其走入困境,权力的异化实质是人的异化,行政主体的权力自觉才是行政体制改革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权力自觉核心思想是权力的价值理性回归和生存危机意识。化解权力自觉与行政体制改革的内在张力,行政体制改革才能成功。

摘要：公权私用和以形式代理代替实质代理,是公共权力根本性的悖论,这种悖论的后果是权力腐败的发生成为公共权力"设计的产物"。本文基于社会学的视角对公共权力的运行机制进行分析研究,通过解析公共权力健康运行的机制,提出可以通过促使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的良好运转来有效地预防权力腐败的发生。

摘要："恶搞"文化已在当今媒体刮起肆虐的风暴,社会各界为此展开激烈探讨。虽然观点分歧较大,但讨论大多仅侧重对"恶搞"文化自身文本的文体分析和道德评价,对造成"恶搞"文化泛滥的关键因素——大众传媒的权力之手却视而不见抑或有意回避。鉴于此,在媒介研究的视野下,透过"恶搞"文化现象审视媒介权力的异化。

摘要：权力异化折射权力伦理的深度缺失和制度伦理的严重乏力。重视权力伦理,重构制度伦理是廉政建设的重要方向,也是制度反腐的必然选择。制度伦理的构建,应彰显制度伦理价值,厘清伦理与制度的关系,遵循制度伦理法则,重视制度伦理设计。

摘要：乡村政府治理是国家法关于乡村治理的基本制度设计,然而实证研究的结论是,这一国家法规则在实践中趋于失效,基层行政权力异化现象严重,村民对于自己的权利主张漠然。克服这种国家法失效的状况,除了提升村民的自主权利意识外,重要的是如何限制基层行政权力的异化问题。

摘要：帝王形象在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散文中得到了别样的书写,散文文体的碎片化与抒情性决定了其对帝王书写选择的是与自我感受最为对接的性格侧面,最大限度地张扬自我情感及价值判断,因而帝王形象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单向度的情感抒发、善恶观的重新思考和对其权力异化的反思,这构成了当时历史文学书写的新维度。

摘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央政府在农村进行了一系列制度设计并输入了大量公共资源。然而,城乡二元发展问题依然突出。农村改革陷入了内卷化,表现为:农村基本制度改革内卷化、分利秩序导致农村治理内卷化、资源下乡过程中基层政权合法性下降。基于“控制权”理论解构农村改革,发现农村改革内卷化的关键要素是官僚制内部由于委托方(中央政府)无法经过管理方(省市级政府)对代理方(县乡级政府)实施有效监控,官僚制内部出现了权力异化现象。因此,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改革内卷化破解的逻辑就是:在官僚体制内委托方加强对管理方和代理方监控的同时,在官僚体制之外寻找力量以形成改革合力。同时,基于此逻辑探讨了破解农村改革内卷化的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