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外求学的日子里,我常想起白杨村的点点滴滴。我常独自去东山小学周围排,凝望又凝望。站在教学楼上,我仿佛感受到了电影艺术家白杨笔下“醉人阵阵金风爽,脉脉湘音梦里萦”的意境,看到了杨沫笔下“我凝神注视着车窗外那疾驰而过的每一条小河,每一簇树丛,每一座山丘”的模样。从文字和爷爷的口述中,我一次次重新认识我的家乡。站在教学楼上望去,狮形河绕村婉蜓。记得小时候,每逢暴雨,河水总是来势凶凶,轰隆隆地咆哮着,漫过田,好像要将田埂冲走。

摘要：患难之交显真情 说起我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道路坎坷、艰辛而又漫长,其间得到了北京市许多老作家的指引和帮助,也凝结着杨沫老师的心血。

摘要：在20世纪50年代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围影响下,茹志娟、杨沫的文学创作渗透了时代主流话语的印迹,突出表现在有政治倾向性地选择反映革命战争历史、歌颂革命英雄事迹、书写新时代新生活等题材;在作品中,往往将日常生活与普通人伦关系贯穿于宏大主题,以政治身份、政治立场来解决人物之间的矛盾冲突;叙事策略上将个性叙述与政治话语、政治意识与抒情性语言相交织,文本呈现出沉重与轻逸、激昂与柔美共存的审美张力,从而使作品达到政治诉求与艺术美的最佳结合。

摘要：一个个朝气勃勃的青年,一面面火红青春的旗帜,一腔腔沸腾的热血,一阵阵悲愤有力的救亡歌声和射向敌寇的枪声——这绚丽多彩的文学画面和优美动人的艺术旋律,来自她——一个毕生为知识分子谱写青春之歌的作家杨沫的心灵深处和如花笔下。她的以长篇小说“三歌”为主体的与散文和中短篇小说组合而成的文学创作,把一代知识青年在祖国大苦大难的年月里、艰难奋争的激流中觉醒、成长、奋斗的曲折历程展现给我们,引起了并赢得了新一代青年的激动和思索、仰慕和尊敬。由此,在新中国文学的百花园中留下了耐人欣赏和玩味的朵朵英华,缕缕芳菲。一谱写青年知识分子的青春之歌,并不是杨沫由一时一地一人一事而引发的偶然的冲动,

摘要：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杨沫同志的报告文学《是这样一个人》。文章发表在《浙江日报》1979年12月25日第二、三版。我读完之后,甚感惊讶。杨沫同志塑造的是这样一个人,我耳闻目睹的却是那样一个人。

摘要：一作为新中国建立初期的文学成果,“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贴上了思想性大于艺术性的标签,在学界不被研究者重视,在读者中也缺乏关注。但从跨媒介转化与传播的角度而言,从诞生之初到当下,“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一直是中国影视作品的重要来源,对中国影视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对“十七年”红色经典文学的影视改编有三次热潮。第一次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与“十七年”文学相伴相生的“十七年”电影的改编。据统计,1949年到1966年国产故事片有435部,其中有明确改编来源的有115部,而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故事片一共有72部,占据所有改编电影的62%。[1]它们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根据现代文学名著改编,包括鲁迅的《祝福》、茅盾的《林家铺子》、巴金的《家》等;二是根据反映中国共产党革命斗争历史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改编,此类电影约30部,包括《吕梁英雄》(1950年,根据马烽、西戎小说《吕梁英雄传》改编)、《铁道游击队》(1956年,根据刘知侠同名小说改编)、《青春之歌》(1959年,根据杨沫同名小说改编)、《林海雪原》(1960,根据曲波同名小说改编)、《红旗谱》(1960年,根据梁斌同名小说改编)、《烈火中永生》(1965年,根据罗广斌、杨益言的小说《红岩》改编)等脍炙人口的作品。

摘要：十九世纪法国的维克多·雨果在他的《巴黎圣母院》里曾经为美丑善恶的尖锐矛盾、肉体与灵魂的两两对立而深深痛苦,因此他便将这沉甸甸的思考化成了两个鲜明的艺术典型:敲钟人加西莫多和卫队长菲比斯。前者外貌奇丑而内在优美。

摘要：以杨沫、马少波、赵志田组成的北京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应邀于1989年9月7日出发,访问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参加中、德两国成立和建交40周年在柏林举行的“北京周”庆祝活动。代表团此行与民主德国文学、戏剧、美术界知名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增进了友谊,加深了理解,于9月19日回到北京。《柏林十日》是马少波同志的家书,也是此行文化交流的纪实,有其值得珍视的史料价值。本刊征得马老和李慧中同志的同意,发表于此,以飨读者。

摘要：由于大气、江河的污染、得癌症的人像患感冒一样多,一样的平常了,我曾怀着无限的悲愁向人世唱出“大自然的衰歌”,实为人类的悲歌。仅这一个月里,一个接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消息,像五雷轰顶一般,癌症死神掳走我两位长辈亲友,又把一位同辈同行朋友,抛进无底深渊。我们北京市作家协会女作家杨沫同志辞世而去了。1963年北京市文联成立作家协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