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构式“没有最×,只有更×”具有两种语义:鼓舞祝愿义与高程度评价义。经过历时分析与共时比较,高程度构式“没有最×,只有更×”的高程度评价义是由鼓舞祝愿义发展而来,只有具有量性特征的成分才可以进入该高程度构式,其高程度义的浮现机制是:在意外性与言者的主观操作下,“更”的量域范围逐步调整,最终产生高程度义,这也是导致程度副词“最”与“更”量级大小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从语用功能角度来看,该高程度构式具有强调功能和反预期功能。高程度构式“没有最×,只有更×”中“最”与“更”量级大小的转变反映了程度副词量级序列在一定语境中是有弹性的,并且这一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摘要：运用构式理论与韵律语法相关理论,对“何O之V”构式的基本情况进行考察。在该构式中,“何”位于O之前,作定语修饰O;而“之”处于O与V之间,作为衬音无实际意义。“何O之V”作为一个四字格式,具有较强的稳定性,最终语法化为一个构式。“何O之V”的能产性在春秋战国时期达到顶点,之后逐渐降低;在现代汉语中,它主要在文言等特定历史语境中运用,其他语境中很少出现。同时,该构式具有两种语用功能:委婉表达与强调表达,可以帮助听话者理解说话人的态度与情感。

摘要：一个好的广告语一方面可以反映各自楼盘的特点,让客户了解楼盘;另一方面能让客户看一眼就记住该楼盘,从而达到宣传推广楼盘的目的。因此开发商为了推出自己的广告语,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楼盘广告中的语用预设目的相同,表现手段多种多样。本文从语用预设原型结构的认知心理出发,以认知语言学的构式理论为基础,对汉语楼盘广告中的语用预设进行认知分析,从认知角度分析楼盘广告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广告语的预设机制。

摘要：网络流行语“XX脑袋”,如“芋泥脑袋”“铅笔脑袋”等,与传统用法“榆木脑袋”“窝头脑袋”等在意义和用法上都有所差异,它表达的是人们对某事物的狂热喜爱。文章首先对其变量构件“XX”和常量构件“脑袋”进行分析,进而描写了该构式所包含的喜爱义、主观义、夸张义、中性义等构式语义,并对该构式所具有的语法功能、调侃、标题及广告营销等语用功能作了解释。文章还尝试对“XX脑袋”的演变进行了研究分析。

摘要：“长我Ⅹ上”是近年网络平台上常见的汉语构式表达,其形式和意义有了新的变化:形式方面,“Ⅹ”可以是抽象名词;意义方面,构式可以用来表达人的情感态度,带有言者的主观心理。基于构式语法理论,对该构式进行考察发现,该构式常用来表示“某人或某事物契合言者内心某一评价标准”,具有评价、聚焦和缓和的功能。该构式的形成受到隐喻机制、重新分析机制的影响。

摘要：“把”字句由于句法语义上的复杂性,历来是国际中文教育中一个难点。文章通过分析汉语母语者“把”字句使用情况和二语学习者的掌握情况,厘清了“把”字句教学中的重点和难点。在构式语法理论和语块理论的指导下,利用人类认知共性对把字句的典型形式和语义重新进行教学设计。提炼出“把”字句的典型形式为(A)把B—V P,其中V是动作动词,典型语义为某一行动带给或将要带给B的结果,转化得出相应的语块构式链:A+把+B+行为+结果。该构式链中的“行为”由动作动词充当,语块“结果”带有语法标记“了”。在得出“把”字句典型构式链后,结合图片等形象化的教学手段设计出具体的教学步骤供国际中文教师参考应用。

摘要：构式“X就X在Y”需要通过构式义与构式形式两方面对其进行限定,以确定该评价义构式的范围。将构式分为构式前件“X就X”与构式后件“在Y”两部分来探究其经济原则。发现既包括说话人经济原则,也包括听话人经济原则。构式“X就X在Y”的交互主观性表现在其所具有的交互主观否定。文章最后对该构式的形成条件和语义非自足性的特点进行了说明。

摘要：“你又XX了”是日常交际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构式。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语料库(CCL)和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语料库(BCC)中收录了大量的“你又XX了”语料。结构上,“你又XX了”构式的嵌入成分主要有四类,“又”与“了”在构式中的作用十分突出。语用上,“你又XX了”构式义的逆反性特点使它呈现出独特的反讽性语用功能。

摘要：叙实动词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多数学者基于语料分析和对比,对叙实动词的句法语义特征进行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随着认知语言学和构式语法理论的发展,本研究在构式语法理论基础上,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建立汉英叙实构式,并以汉英叙实动词“知道(know)”为例对汉英叙实构式框盒图进行构建与分析,尝试从理论层面加深对汉英叙实动词句法、语义、语用等特征的刻画。

摘要：在网络和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习语被赋予了许多新颖的形式和用法,从而演化、衍生出诸多变体。本文基于自建汉英习语变体的小型语料库,提出隐喻和转喻是习语变体构式新创意义生成与理解的重要理据,这两种理据也是变体构式识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发现汉英习语变体构式的隐喻和转喻理据往往形成一个前后有序的连续统,显然其边界并非泾渭分明、明确清晰。汉英差异在于隐、转喻互动关系的类型,汉语习语变体多呈现一种类型的互动关系,即隐喻中的转喻,而英语习语变体则呈现两种类型的互动关系,即源自转喻的隐喻和隐喻中的转喻。此外,汉语习语变体隐喻-转喻连续统中,转喻多现于源域,而在英语习语变体中,转喻也常现于靶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