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抗战期间,欧阳予倩对桂剧进行了全面改革,承担了知识分子在社会重建中的历史责任。首先,他在剧中重构民族国家观念,以突显人民主权的政治理念。其次,他重塑女性形象,为妇女赋予抗战的主体意识。第三,他建构了公私同构的关系,以达到个人和国家利益的统一。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得新编桂剧成为应对时代挑战的重要文化工具。在打造文化工具的同时,欧阳予倩的剧本创作也在积极探索艺术形式的创新:重新设计唱白配比,形成了白多唱少的局面;引入了合唱和轮唱等表现手法;广泛运用丑角。全新的内容与形式的相互激发,为桂剧现代化提供了重要动力。

摘要：欧阳予倩是中国第一个美育团体中华美育会的责任会员,并担任过中华美育会杂志社文艺编辑主任,在中华美育会会刊《美育》发表过多篇理论文章。在参加中华美育会期间,欧阳予倩展开了对艺术与社会、文艺与教育、戏剧与美育等相关面向的融会思考,并通过在南通伶工学社的艺术教育和艺术活动等实践,逐步形成了其别具一格的对“纯美”“崭新”“人的”追求,以及兼具“为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美育观念。

摘要：新见三则欧阳予倩学术讲演史料,对应他1935年两次南京之行时的两场学术讲演。讲演主题分别为“中国戏剧运动”和“导演与演员”。两次南京之行,前者为欧阳予倩1934年秋回国后重要的、公开的社交活动;后者关涉欧阳予倩与田汉、洪深交往的史实,且细微之处可见三人导演理念的差异。两场讲演内容均与欧阳予倩的个人经历紧密结合,带有鲜明的个人印记。尤其“导演与演员”的主题讲演,是欧阳予倩话剧导演方法理论演进的重要一环,有史料、理论、戏剧教育三方面的价值。三则讲演史料对相关研究及当前“中国演剧学派”的探索不乏借鉴之处。

摘要：前不久,“欧阳予倩、田汉与中日戏剧文化交流”图片展相继在中央戏剧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四川外国语大学举办。展览向观众展示了大量书信、手稿及戏剧作品、戏剧活动、社会交往等方面的珍贵资料,再现了中国话剧奠基人欧阳予倩和田汉在留学日本、新文化运动、“南国”艺术运动、左翼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后等不同历史阶段为促进中日戏剧文化交流、增进中日人民友好关系方面所作出的卓越贡献。

摘要：欧阳予倩在戏剧导演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在戏剧理论和实践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对欧阳予倩导演作品的研究解析,深入了解、挖掘和解读他的戏剧导演观,以期在当代导演艺术研究领域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摘要：本文由东华理工大学中文系讲师李斌提供。据李斌博士查证,该文刊载于《华北文艺》月刊1949年第5期,作者署名为"欧阳予倩";现有诸种版本的欧阳予倩文集都未曾收录该文,相关传记、年谱和研究资料亦对其鲜有提及。《华北文艺》创刊于1948年12月,是华北解放区出版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文艺刊物。该刊自第4期(1949年5月1日)起由石家庄迁往北平出版。同年,欧阳予倩在中共华南分局和香港工委的安排下,秘密离开香港,并于4月6日抵达北平。李斌认为,文章刊载时间与欧阳予倩居留北平的时间吻合,其应是欧阳予倩的一篇旧文。从内容上看,该文表明欧阳予倩当时在学习、接受着延安文艺思想,经历着思想上的转变。此文对于欧阳予倩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本刊故决定旧文重发,以使这篇有价值的文献不至湮没。同时,向发现、整理该文的李斌博士致以诚挚的感谢。

摘要：在全面抗战期间,梁斌和欧阳予倩以戏剧家的身份从事抗战文艺活动,在不同的抗战环境中呈现出发展的多样性。在组织活动方面,梁斌在极端条件下组织戏剧游击战,积极贡献于抗战事业,而欧阳予倩则在相对平稳的环境中倾向于上演高水准的多幕剧,强调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在创作方向上,抗战初期,两位戏剧家都投身于抗战宣传,但在后期,梁斌偏向为政治政策服务,而欧阳予倩则转向以人物为创作重点。民族化思潮之下,梁斌重视语言的大众化,而欧阳予倩更注重从戏曲传统中汲取资源。比较研究结果突显了两位戏剧家的独特艺术取向,同时反映了抗战时期戏剧发展的多样形态,为我们更深入理解抗战文化史提供了重要启示。

摘要：欧阳予倩(1889-1962),原名欧阳立袁,中共党员、民盟盟员,现代剧作家、戏剧表演艺术家,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央戏剧学院院长等职。欧阳予倩一生编写了《桃花扇》等20余部话剧,创作、改编过50余部戏曲剧本,有《欧阳予倩剧作选》、《欧阳予倩文集》以及回忆录《自我演戏以来》、艺术论文《一得余抄》等,还编导了《天涯歌女》等电影。

摘要：欧阳予倩自编自排自演的“红楼戏”是其早期舞台生涯的代表作。欧阳予倩“红楼戏”的审美形式由他的社会人生观念和他在创作中使用的艺术手段共同构筑。因此,他的“红楼戏”的审美形式具有两个特征:其一,作品通过核心人物的动机,表现欧阳予倩基于自身社会人生观念产生的感情体验,即对“家”的渴求;其二,作品通过场面的开掘与铺排,增强人物行动的感情张力,进而实现人物动机的完整呈现。

摘要：进入20世纪30年代,欧阳予倩的电影创作逐步由“艺术至上”主义转变为左翼进步思想,“革命”成为欧阳予倩重点表达的主题。欧阳予倩通过互文古典文本,为“旧故事”赋予时代的新内涵;借助人的塑造,反思战争背景下革命意识的觉醒;借由家庭伦理剧,以家喻国,展现时代洪流和民族精神。这种对革命主题表达的独特艺术思考既形成了个人化的艺术风格,也为当时的进步电影找到了艺术创作的新角度与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