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税收任务如同国家税款征收的路线图,其制定、执行攸关国家财政稳定、社会生活安定。最初规范税收任务的责任主要由税法承担,伴随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税法规制的局限性逐渐显露,转而由税务机关的行政干预所主导。当前税收法定的税制改革方兴未艾,行政主导下税收任务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深受各方质疑。同时,基于过于刚性的税收任务执行现况,未来税收任务的制定、执行应实现与《预算法》对接,逐步建立起柔性的税收预测体系。唯有如此,税收任务方能契合税理,顺应税收法定大潮。

摘要：武装冲突中的目标选择要受区分原则、比例原则等一系列国际人道法原则和规则的约束。由于现有国际人道法关于军事目标的定义缺乏准确性,使得战争实践中具体军事目标的确定变得十分复杂困难,努力找到一些对该术语的一致同意的精确解释和设计特定的执行措施十分重要。因此,对该定义的解释和执行措施首先要切实可行;其次要像对军事利益的贡献一样能客观评估;第三要给予平民人口最低的保护。

摘要：互联网发展降低了私人复制成本,提升了数字作品易得性,便利了版权侵权行为。与一般的版权禁令制度相比,版权动态禁令制度允许将后续出现的镜像网站涵盖在其适用范围之内,有效提升了打击网络版权侵权的效率,符合版权禁令制度制止侵权的宗旨,且与我国现有制度衔接不存罅隙。故我国应引入版权动态禁令制度,以促进数字时代版权产业的发展和版权人的保护。通过梳理剖析,我国应以解释论和修正后的一次申请模式作为制度设计的框架基础。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上,应通过比例原则审视版权动态禁令制度个案适用的可能性,借助既有法律规范框定的架构将后续识别侵权网站的举证责任和通知屏蔽的义务合理分配,并以降本增效为价值指引对版权动态禁令制度执行阶段的费用承担和有效性评估作出妥切安排。

摘要：土地征收程序以公共利益存在为基础,《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五条明确列举了征收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情形,并将公共利益作为适用条件的兜底条款。伴随着城市发展与现代化建设,公共利益条款适用范围扩展至国家建设的各个领域,各类投资建设计划均有涉及,公共利益认定主体、标准、程序不明,权益救济和监督机制缺位,导致公共利益条款饱受诟病。比较分析域外实践经验,厘清公共利益条款适用范围,统一公共利益界定程序,可保障被征地人合法权益,使公共利益条款更加契合于土地证收程序。

摘要：过去商标侵权物品处置主要以行政处罚等公权力手段为主,不能满足私权救济的需要。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以下简称《商标法》)第63条确立了废弃请求权规范,有助于弥补公权力手段处置商标侵权物品的不足,完善"原权-救济权"的权利链条,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在平等主体的私法领域内,权利人请求处置商标侵权物品,与他人对载体享有的物权产生了冲突。从权利起源看,物权与知识产权都是人为设计的产物并无法理位阶的先后,两者冲突由法律规范重复评价所起,何者优先要基于立法目的的考量。商标废弃请求权限制物权是经济新常态下以创新驱动发展和公共利益的内在要求。商标废弃请求权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绿色原则的调整与限制,比例原则应贯穿侵权物品处置的始终,并在司法中确立该请求权的合理界限。

摘要：当事人恒定与诉讼承担两者各有其优缺,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考量的是制度设计者的智慧。我国在2015年的《民事诉讼法解释》中明确地规定了当事人恒定与诉讼承担,但从比较法的角度以及实务中的操作来看,该规定的正确、统一适用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当事人恒定,第三人参诉,变更当事人,诉讼承担后与249、250条四款几成对应,从解释论的角度出发协调完善两者显得尤为必要。

摘要：证券交易印花税制的频繁调整,不仅成为证券市场的一道风景线,也成为税法领域的一朵奇葩。历经近20年中的11次调整,证券交易印花税仍身陷公平性、正当性与合法性三重危机,既未践行量能课税意涵的实质正义,也未坚守稽征经济立基的比例原则所蕴含的技术正义,更未满足形式正义的税收法定,以致其不断遭受国人质疑。鉴于当下彻底摒弃证券交易印花税的适用,时机和条件仍不成熟。实现证券交易印花税从"政策之治"到"法律之治",以税收法定原则对其进行总体指引,调适目前偏离量能课税与比例原则的制度设计和实施方式,方为理想之道。具体而言,从税制公平性上看,伺机扩大证券交易印花税的税基,实现市场与产品的一视同仁,是为首要之义;从税制正当性上看,精准定位证券交易印花税制目的,实现手段与目的的合比例,是当务之急;从税制合法性上看,全面落实证券交易印花税的法定化,实现政策与法律的无缝对接,是关键之举。

摘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共权力行使之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保障公民生命健康安全,要确保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各项疫情预防与控制举措围绕此目的来展开,就有必要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在《传染病防治法》中建立完备的信息传导机制。目前《传染病防治法》在信息传导机制的具体规定上仍然存在模糊地带,应当在规范层面重新审视信息预警的主体资格与层级上报的程序设计,以立法的形式强化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职责与权限,避免《传染病防治法》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的规则冲突。而针对现行规范在信息搜集与披露规则上存在的限制,应当进一步拓宽疫情信息搜集的法定渠道,在规范上明确授予地方各级政府在其行政区域内及时公布信息的行政权能。通过建立透明公开的信息传导机制,对行政行为予以规范与监督,运用比例原则协调个体权利诉求与公共卫生管理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方能确保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中各项举措有法可依,增强政府公信力的同时减少不必要的舆论压力,进而建构以权利保障为导向的常态化疾病预防控制机制。

摘要：“法庭之友”资格认定问题是“法庭之友”参与裁判实践最核心的一环。法益衡量理论为国际投资仲裁中的“法庭之友”资格认定提供了根本性的解释框架。在维护公共利益的基本共识下,国际投资法通过立法技术设计为“法庭之友”预设了“公益保护不得侵害合法私益”的评价尺度。通过对ICSID中“法庭之友”资格认定考量因素的类型化分析可以发现,尽管投资仲裁庭在不同案件中参考不同的认定因素,对同一因素的审查认定也存在着几种不同的标准,但并非无章可循,总体而言,投资仲裁庭对“法庭之友”资格认定的态度正从宽松到严格转变。以非投资性问题为代表的根本性问题、以“资格认定考量因素间的潜在冲突”为例的结构性难题以及费用负担这一新问题,潜在且深刻地影响着“法庭之友”资格的认定。在比例原则与裁判结果取向方法的指导下,对非投资性问题的宽进与严出,对独立性的披露与重大利益的明确界定,以及对费用负担问题的认定,是化解其资格认定难题、实现法益保护的可行之策。

摘要：《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提出我国将建立系统完备的知识产权制度,制度建设需要依托于知识产权立法的正当性,与此同时,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则需要进一步完善司法保护体制。知识产权法在提供专有保护的同时,不可避免附带着一种变相的垄断,利益平衡有助于寻找二者的界限。知识产权法服务于二元价值目标的实现,应当注意到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纠缠与交织。利益平衡原则体现在知识产权各部门法的制度设计上,蕴含于权利义务的合理配置中。在司法实践中,利益平衡的扩张适用存在反噬法律规定的风险,可能成为司法裁判者权力滥用的理由。完善利益平衡原则的适用应当优先尊重法律条文并进行充分论证,通过以比例原则为基础的利益平衡原则的法律逻辑解读降低其不确定性,从而回归制度本意,把握司法中的温度和专度,有效提升知识产权保护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