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公立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进入赋权科研人员的改革深水区。赋权改革关系到公共财产合理处置与国家知识产权安全建设,必须在法治框架内施行。只有以落实单位权属法定与依法赋权原则为形式标准、以落实合比例赋权原则为实质标准推进改革,才能以法治手段规避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双重失灵。当前中国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面临试点方案违背上位法、赋权决策不合比例等法治难题。鉴于此,有关部门应进一步梳理完善职务科技成果单位所有与依法赋权的顶层设计,从目的适当性、手段必要性与结果均衡性等实质法治标准出发修正现有赋权改革措施,重点完善公立科研单位赋权科研人员的国资管理宽容规范、权利共有规则体系以及公益保障机制。

摘要：互联网屏蔽广告行为因受消费者欢迎而普遍存在,却损害在先经营者利益。法院普遍裁判模式为认定正当商业模式值得保护,判定屏蔽行为为不正当竞争行为。该做法忽略竞争损害存在的中立性,忽视评判时应当考虑的消费者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针对当前裁判模式的不足之处,剖析竞争所涉多元利益,建议在广告屏蔽案件中,以利益衡量方法综合考量所涉竞争者利益、消费者利益以及社会公众利益,以比例原则作为利益衡量方法的工具,重新审视互联网领域广告屏蔽行为的正当性,并结合具体案例提出可操作性的思路方法。

摘要：行政罚与刑事罚的界分是行政刑法的一大难题,更是划定行政法与行政刑法边界与调控范围的立法之据,也可谓二者不可逾越的鸿沟。尤其在我国《刑法》第13条既定性又定量的“构罪标准”下,易导致刑事罚与行政罚的多处重叠,以及《刑法》与《行政法》的界分模糊。现行立法缺乏对两法有效衔接的设计,导致司法实务中“规范性构成要件”在价值判断上难以形成统一标准,立法者很难对“构罪标准”作出明确的规定与解释,最终造成行政罚与刑事罚界域的混乱,甚至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失衡,包括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刑事政策选择上的错位等。就理念而言,刑事立法正处于积极主义刑法观与消极主义刑法观炙热的争辩中,在劳动教养废除以后,刑法立法应当坚持适度犯罪化,为实现刑法与行政法调控的合理与正当。在行政罚与刑事罚的界分中,可以推论出“现代规范理论”与“古典法益”在权力结构与社会效应上内在的同质性。鉴于理论上的科学认识和经验上的价值判断之兼具,以及树立自由与秩序的统一观,还有动态研究刑法与行政法的互动与协调,应努力探求一条法治国原则下有效规范现代化犯罪之证成,以及行政罚与刑事罚有效衔接的科学体系。

摘要：云计算平台作为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典型代表,相较传统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大规模、虚拟化、多租户、回避用户内容等特征,已在一定程度上超出了传统避风港原则的制度设计范畴,为著作权侵权责任的认定带来诸多挑战,既有分析视角呈现抽象有余而体系化不足的趋势。云计算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理论应以注意义务为核心要素,而针对用户上传内容不负有审查义务。在IaaS、PaaS、SaaS等不同服务模式下,云计算平台的注意义务边界应当随着控制对象和控制能力的不同有所区分。在认定云计算平台著作权侵权责任时,司法者应当在坚持“通知—必要措施”的基本方法下,实现“比例原则”的具体运用,同时注重“动态调整”的发展趋势。

摘要：现代国家一致要求未决羁押不得超过“合理期限”;国际社会关于什么是未决羁押的“合理期限”的判断标准已经达成共识。两大法系国家不仅在立法上以不同方式对未决羁押期限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而且建立并实施了未决羁押期限的常态化审查机制,这一机制主要体现为羁押权力司法化、羁押理由个别化、羁押程序正当化三项具体原则。相比之下,我国未决羁押期限及其延长制度设计基本上被侦查、调查等追诉利益所左右,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两大突出问题:一是未决羁押期限过长,恣意羁押和非法羁押的情形长期存在;二是缺乏一个中立的司法机关对羁押决定进行司法授权、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被羁押人对于恣意羁押和非法羁押缺乏有效救济途径。存在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未决羁押期限在法律制度上缺乏系统的有效规制。要实现我国未决羁押期限的合理化,从长远角度看,需要在未决羁押制度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现代化过程中推动羁押期限的制度性变革;从近期看,需要进一步完善羁押审查机制和相关配套措施。

摘要：针对数据要素市场化过程中面临的数据难以完全交割、数据产权公平划分困难、个人与企业博弈中企业占优等问题,文中首先提出了数据收益权概念,以摆脱传统产权概念的束缚,进而使数据交易制度更好地适应数据市场的一般特点;然后引用经济学的演化博弈分析,将数据收益的直接分配问题转化为理性的个人和企业相互试错,发掘不同条件下的趋近于收敛的群体优势策略,实现了分配的公平性和“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最后引入法学中权利权衡的比例原则,使司法审判可计算、可编程、可调控。算法分析和仿真实验证明,在现实条件下,该博弈框架能良好地实现市场均衡,并发现不同W ij条件下均衡的收敛特征和收敛速度,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量化分析工具,是计算法学的重要实践。

摘要：国内外均有不少刑法学者从尊重人格尊严、准确理解比例原则出发,对终身监禁是否具有合宪性提出质疑。但是,即便对“牢底坐穿”的绝对型终身监禁,理论上也应该认为其比死刑更为轻缓,制度设计背后有一定的合理性考量,不宜认定其违宪;从国外的宪法实践看,也肯定这类处罚措施的合宪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所规定的仅适用于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的终身监禁,虽然禁止减刑、假释,但不能轻易得出其违宪的结论。当然,这一具有总体合宪性的规定还存在改进空间。为此,应当寻求刑罚与宪法价值的协调性,从刑法规定体系化的角度对目前的终身监禁规定进行适度调整。未来修改刑法时,不宜在总则中规定终身监禁,而应当继续将终身监禁限定在极其狭小的适用范围,且应该删除“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中“不得假释”的表述,仅保留不得减刑的内容,允许对已实际服刑26年以上的罪犯予以假释。对死缓犯终身监禁不得减刑,与我国刑法第50条第2款对死缓犯限制减刑的规定相对应,可以确保终身监禁比限制减刑所对应的刑事政策更为严厉,去除终身监禁的绝对化色彩。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9条第3款规定,完全禁止绝对化用语广告,但是这一条款在行政处罚过程中存在着适用性难题。一方面,行政机关在行政处罚过程中难以有效界定何为绝对化用语广告。另一方面,行政处罚需要平衡比例原则与过罚相当原则。以方某炒货店“天价处罚案”为视角,对绝对化用语广告的行政处罚应如下展开:一是明确界定何为绝对化用语广告;二是基于过罚相当原则合理界定案件性质和行政处罚;三是通过比例原则对过罚相当原则进行必要补充。

摘要：我国现行规范采取完全禁止保险人使用基因信息核保的立法模式存在争议。从利益平衡的角度来看,完全禁止模式保护被保险人人格利益的基本立场值得肯定,然而该模式并未充分兼顾保险法的对价平衡原则以及保险本身的运作机理,亦不符合比例原则的要求,存在适当调整的空间。以禁止为原则允许为例外的严格限制模式是较为适宜的解困方案。这种模式既符合保险风险测算的原理,同时兼顾了对价平衡原则,并能够平衡各方利益,符合比例原则。此外,该模式亦与商业保险在我国的功能定位相契合。至于保险人使用部分基因信息核保所产生的对价失衡风险、基因歧视及弱势群体难以获得保险保障的风险、隐私与个人信息泄露的风险,可以从限定基因信息收集范围、限定险种、设定额度门槛、禁止保险人以基因检测为核保条件、细化如实告知义务、设立前置审批程序、完善基因信息收集程序等方面通过制度设计予以规制。

摘要：广告过滤案自2013年出现至今,其具有高度统一的裁判结果,即将广告过滤行为认定为不正当竞争行为,但在学界对此裁判结果仍具有较大的争议。虽然2017年、2019年均对《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了修订,但仍旧很难将广告过滤行为包含在其中,所以对于“广告+免费”的商业模式是否应当得到保护与广告过滤行为正当性的认定仍是核心问题。根据我国现有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结合比例原则及美国Zango案、德国“电视精灵”案等,我国应当放开对广告过滤行为的认定,取消对它的限制,交由市场自由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