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善阳的人物油画以个案的方式展现了艺术家创作与时代情境的互动关系。从艺术语言生成角度看,李善阳的求学经历塑造了他对写实语言的选择;写实语言的唯美性和象征性的双重审美表达,构成了李善阳的艺术特色;他在主题性美术创作中对民族叙事的追求,奠定了其艺术的时代价值。

摘要：2006年伊始,藏族导演以民族视角讲述时代背景下的藏族故事,藏语电影掀起了一股“藏地新浪潮”,其中对人物内心的剖析、对文化景观的映现蕴藏着现实层面上的多民族文化交融,为观者构建了藏地整体的媒介形象。“藏地新浪潮”电影通过媒介景观展现藏地人文风貌,呈现出民族题材电影塑造民族形象、强调民族身份认同、凝聚多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新态势。

摘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随着后殖民理论和文化民族主义（Cultural Nationalism）的发展，西方学者进行了大量的涉及文学艺术叙事与国家民族观念这一课题的研究，最具开拓性和代表性的有霍米·巴巴的《民族与叙事》（Homi Bhabha：Nationand Narration），本尼迪克·安德森的《想象的社群》（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和爱德华·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Edward Said：Culture and Imperialism）。

摘要：《文明小史》文本结构的基本特点是以并连和勾连的方式连缀故事(组),其叙事时空操作表现为同一背景时间中的空间位移,体现出社会全景式小说建构的艺术企图,具有民族叙事特质。小说官、民、洋人的人物结构隐含文明与落后对峙、交杂的叙述意义,表达着李伯元对近代中国社会情状与走势的主体认知和整体概括。李氏叙述显示其对本土与外洋关系的某种智性辨析和判断,体现出一种智性民族主义立场,属于近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话语谱系。

摘要：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最初发表于2005年第6期《收获》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于2005年12月初版。小说通过鄂温克民族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我”的讲述，展示了鄂温克人的生存状况和特性，再现了鄂温克人艰辛而又奇妙的求生存过程以及遭遇现代社会冲击并最终走向消亡的悲剧命运，揭示了鄂温克人甚至整个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尴尬、悲哀和无奈……而从艺术性的角度来看，小说的耀眼之处不少。

摘要：汉族作家的民族叙事参与了当代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建构,他们的作品对传统天人合一观念进行了艺术再现并彰显出独特的价值取向。汉族作家们以万物有灵为根基,考察和重新审视了少数民族人与自然的关系,他们的文本显示出生态文学的特质和内涵,隐含着对替代甚至破坏自然原生状态的现代文明的质疑。文章还进一步考察了汉族作家文化身份的复合性对他们创作产生的影响。

摘要：《海的尽头是草原》选材于“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反哺扶助模式,围绕女主角杜思珩的身份认同展开文本,其内核落足于个体与集体间的让渡与索取。然民族叙事的本质是对地域文化的阐释与复现,族群性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亦是个体同集体关系的一种衍化。影片的民族叙事策略虽没能甩落汉族中心语态的惯性,但其不足可以是基于影片、出于凝视而进行的自我审视,也可以理解为对于后现代主义民族故事叙述的觉醒和再度沉思。

摘要：近年来,中国动画电影的发展有目共睹,但如何提升国际影响力依然是业界需要思考的问题。学界也给出了很多建设性方案,包括呼吁加强动画电影的民族叙事。动画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艺术在建构国家意识和民族身份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文章以中国动画为例,针对目前民族叙事的相关问题进行论述,以期对中国动画的民族叙事发展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摘要：电影作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娱乐活动之一,一直以来都承担着书写中国故事的责任。而中国故事,并非某一事件,而是贯穿于历史、当下和未来的一系列讲述。“所谓‘中国故事’,是指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1]首先,它是关于中国的故事,是中国人看中国、中国人看世界或中国人从世界范围看中国的故事;其次,它是承载着中华人民共同记忆的故事;最后,它是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节以及价值观的故事。

摘要：2010年1月10日,由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中心与长江文艺出版社共同举办的＂民族叙事的新状态——黄向辉小说新作《背着你飞越江河》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召开。会议由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中心主任葛红兵教授主持,与会专家分别从题材、叙事、主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