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演说”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影响深远。和早期戏剧相比,20世纪30年代戏剧中的“演说”不再直接和生硬,而是呈现了边界较模糊的复杂形态,它主要表现为两种基本形式,并显示出身体缺席和自我授权的内在逻辑。但“演说”始终不是戏剧话语,它虽呼应时代呐喊,但未能摹写民族国家新旧更迭的嬗变,其审美错位既表明剧人对话剧之“话”的理解仍未充分,也体现了戏剧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与遮蔽。此外考察“演说”也可对这时期重要作家作品以及历史剧、儿童剧等创作形态提供新的阐释。

摘要：民族国家叙事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的一种重要表意方式,晚清小说家借鉴西方国家现代化经验,以文学的形式展开不同的国家形象想象。他们或回顾历史,或针砭现实,或深情展望未来,通过艺术想象建构起各异的中国形象谱系,民族国家叙事由此占据晚清小说叙事的中心地位。由于晚清作家对民族国家强盛目标期待的共同性以及时代语境的共时性,决定了作家对于民族国家拯救路径认识上的趋同性,即通过政治体制的变革来解决现实的民族危机,在建立主权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基础上实现强大国家的复兴,几乎成为晚清小说家的共识。

摘要：现代白族作家文学植根于深厚的中华文化土壤,以兼容并蓄的格局气象和守正创新的精神风貌,与同时代主流文学同频共振,折射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在到自觉的历史进程。从现代白族作家文学的民族性特征、现代性民族国家叙事实践和对中华文化深度认同的维度,探赜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书写的意蕴和所指,有利于加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艺术力量和精神滋养。

摘要：博物馆特别是地方性历史博物馆,在公共文化生活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但其叙事方式尚未能与时俱进。突出的表现就在于,讲故事的方式同质化现象严重,都以一种线性的方式描述从旧石器时代直至当下的历史。按照经验性的理解,尽管能在历史演进中寻绎出各种因果关系,历史毕竟还是充满了各种偶然性,如果忽略了偶然性,将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简单抽象成一种以时间为轴的线性演进过程,历史的丰富性就会大打折扣。鉴于此,有必要反思当下地方性历史博物馆的叙事方式,看看支撑它的依据到底是什么。通过对湖北省博物馆的考察,可以发现,博物馆通过对文物的筛选和布置,以叙事的方式,重新组织起了过去的历史,强化了观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即使是地方性历史博物馆,其地方性叙事也被整合进民族国家的叙事之中,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中国语境下,这种叙事方式符合国家政治权力合法性的表述,因为无论是地方历史,还是民族历史,最终都是国家的历史。改进的方式在于,在布展时,将人作为逻辑的起点,让处于沉默状态的普通人发出自己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