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志作为获取田野知识的方法与作为文本书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与事实。作为文本书写,民族志的目的不在于田野的再现,而是对于田野意义的探寻。正是承接着民族志的经验性研究与自我反思性,当代美学和艺术学正在恢复对于人类原初全部感性存在的重新观照。作为艺术人类学研究不可忽略的一种独特文本,民族志在显现艺术的多元存在结构及其意义等方面愈来愈彰显其重要性。在关于艺术的民族志书写范式研究中,书写的是怎样的"艺术"?如何描述与评价此种艺术?如何发掘艺术的审美意蕴及其价值?等等,这些问题都是不可逾越的。并且,正是在此过程中,艺术的编织性、杂糅性与流动性等特征及其意义才有可能如其所是地显现出来。藉此,艺术的民族志书写不仅仅是描述的问题,而是意义建构的问题。

摘要：传统民族志的文化书写在小说与民族志之间人为划定了严格的界限,它重视概括性事实而回避故事讲述和故事中的单个人物,更谈不上中心人物的深度塑造。实验民族志这种书写范式的出现为借用小说叙事和人物塑造来集中地、戏剧性地展示对象的人文事实、心理事实及其内在意义提供了可能性。

摘要：丹麦电影在20世纪90年代后再度引起世界影坛的关注,逐渐向国际化阶段过渡。作为亚文化范畴的丹麦电影以民族志的书写范式为标准,在"街角"和"宗教"两大社会基本主题上颠覆传统思维,实现了艺术突破,既摆脱了全球化进程中民族电影内容匮乏的困境,也为国别电影的跨文化交际提供了新的策略参考。

摘要：沈从文文学创作和文化书写活动的文本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表达文化思考的文学文本,二是用文学手段写成的文化文本,即民族志文本;二者共同指向对湘西及现代都市的文化思考,两类文本都具有比较鲜明的民族志特征。沈从文民族志书写特征的形成原因在于其在跨文化生活经历中形成的相对主义文化思想以及与文化的内外部视域的结合,这是沈从文在表达活动中自觉地进行文体实验的必然结果。沈从文文学创作中的民族志特征与民族志写作中的诗学特征的结合是沈从文文化思想、审美思想与艺术思想及其表达在中国现代独立特行的重要原因。

摘要：民族志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的基本方法。民族志书写实践,是把握各种理论真谛的有效途径。实验民族志探索,是世纪之交人文学科修辞困境焦点的产物。笔者以自身数年数个版本的"仪式音声民族志"书写,参与了解释学民族志文本实验的探求:仪式音声民族志的"行为深描文本",由口述文本、书写文本和现场文本建构;仪式音声民族志的"意义阐释文本",由民族志行为阐释、音乐学音响阐释和符号学意义阐释建构。解释学民族志的书写实验使笔者获得:一种互为文本的观察视角、一种互相阐释的角色理念、一种深度描写的解读方法和一个发现——在意义阐释文本中,当"音声符号"在仪式的具象层面呈现着象征符号与外在行为过程的结构意义、在信仰的意象层面揭示着象征符号与内在文化理念的认知意义时,"仪式音声"(音乐)作为一种贯通化合"行为符号"和"意义符号"的文化符号象征,不仅能完成对一个特色知识体系从表征系统至意义系统的全程阐释,并能在形而上的意义追寻中消融"音乐学"与"人类学"在形而下研究中的生涩组合。

摘要：民族志书写实践中出现的批判与反思,是价值性这个当代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核心范畴在人类学中的最好表征。从科学民族志书写主张的“价值无涉”到后现代民族志书写倡导的“价值关联”,价值性在民族志书写中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态势,很好地展现了人类学和民族志书写的关系性本质和人文底色。而价值性渗入民族志书写,不仅使科学民族志书写的真实性受到了广泛质疑,也增强了后现代民族志书写的情境复杂性。随之而来的多重主体、多种范式及多样体裁的并存,彰显了价值选择性在民族志书写中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因此,在科学与艺术、真理与价值、文本化与主体化的不断碰撞与交融中,把握好民族志书写的价值关联性、价值多维性及价值选择性,才能理顺民族志书写真善之间的辩证关系,促使求真至善唯美的民族志书写范式的最终形成。

摘要：处于学科建设初期的中国艺术人类学,在田野工作和民族志书写中亟待形成一整套学术规范。因此,需要对田野工作的时间规范、广度和深度、多点田野研究、动态追踪、理论提升,以及民族志书写中的历史与国家在场、正视文化变迁、尊重文化持有者的文化解释权力等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不断反思和总结经验,以期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学术规范,推动学科研究走上规范化的道路。

摘要：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展开,市民性的艺术实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诸如广场舞、城市艺术区等文化形态悄然成形。有学者说到“中国人民的艺术生活由于都市化进程的发展,出现了很多新动向,这就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田野实践提供了全新的空间和无限多的可能性。”而“艺术田野”便是以特定的艺术现象为切人口,进而考察这一文化生产群体的整体性特质,以及该现象背后所关涉的社会动因与时代态势。

摘要：中国的山水画传统有其独特的品格,由此而展开了一种寄情于山水之间的线索追溯以及民族志的书写。这种书写显然有别于人类学科学民族志所主张的那种所谓真实、客观与忠实记录,它是一种对意义的深层次的阐发并通过"对景造意"表达出来。这种从中国山水画家形成的对于人和自然关系的独特认识,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人类学意义的写文化,它为这种写文化的再创造提供了一种可以获得灵感的方法论的新资源,也为中国传统政治语境中权威体系对于自然山水的象征化命名的权力机制提供了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本土理解。

摘要：当代人类学在学科发展过程中,针对田野研究与民族志书写范式,不断修正表述危机的问题,强调主位文化的深层次表达。把当地文化作为可读的文本,把研究者作为文化的翻译者和书写者,需遵循将田野资料“变熟为生”[1]的基本策略,回归本土文化并描述和阐释共通语言,以促成跨文化交流。在调查中通过影像手段直接记录文化事项,使田野资料较为通俗易懂的优势逐渐明显。影视人类学作为从人类学发展而来的重要分支学科,至今已有一套专业的田野影像工作方法--通过影像手段来呈现、解释文化符号背后的意义,增进对当地人文化性格、精神世界和社会图景等地方性概念的理解,更好地实现跨文化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