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族志诗学是 2 0世纪中后期以来在美国民俗学、人类学界兴起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它在承认世界范围内的每一特定文化都有各自独特的诗歌 ,这些诗歌都有其独自的结构和美学特点的前提下 ,发展出了一整套关于在书写文化中进行口头艺术文本录和翻译的观点和方法。这种方法 ,既极大地拓展了书写文化对口头传统的表现力 。

摘要：民族志文本作为田野经历的呈现载体,在反思时代遭遇了"表述的危机",继而开辟了"写文化"的诗学路径。民族志"诗学"形态的形成与人类学研究的"阐释学"转向密切相关。阐释学理论对民族志研究的田野观察、叙事表述及文本接受层面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正是由于阐释学及其相关理论的渗入,民族志文本得以在对话性的多声部叙述中作出了情感真实的承诺,使得现场、活态的质素得以保留并为诗学向度上的意义生成留出了空间。

摘要：在网络传播情境下,当代民族志诗学涵盖了少数民族作家生产并以诗歌、歌谣、民歌等形式介入新媒体网络传播的少数民族文学文艺作品,其发展和传播特性可以归纳为声音、表演与民俗的“再发现”。民族志诗学在网络传播的过程中向多空间和多向度延伸并不断发展流变,媒介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为当代民族志诗学的传播提供了具体路径。尽管民族志诗学在传播进程中面临一定的困境和挑战,但在文化生产创造、创新过程中实现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摘要：20世纪后期以来,“民族志诗学”理论进入中国,朝戈金、巴莫曲布嫫、杨利慧等学者进一步引介了“民族志诗学”。在具体的理论运用和个案研究中,国内学术界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当前,民族志诗学的概念及对其的理解,因诸多角度的原因,有着不同意义和层次的认识,比如文人创作中的民族志诗学的写作或表现。作家、诗人等文学创作者的具体作品中,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体现历史、故事、神话、传说、歌谣、信仰、宗教、谚语等传统文化。除此之外,作家对本民族生活、风俗、人物志、风物志、场景等地方性知识的描绘,也被理解为“民族志诗学”的表现。

摘要：民族志诗学(Ethnopoetics)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重要的民俗学理论之一,该理论致力于消除书写传统对口头传统的偏见、探究口头文学的翻译和书面转写。在转写过程中,为了再现口头艺术的表演性,民族志诗学家丹尼斯·特德洛克(Dennis Tedlock)创立了一套庞大的符号体系,标记了北美祖尼印第安人(Zuni)口头诗歌的停顿、声音大小、音调高低等演唱特点。此次研究将尝试运用其符号来标记苗族婚嫁歌的英译本,以再现苗族婚嫁歌的表演风貌,展现苗族口头艺术的魅力。

摘要：民族志诗学强调在书面转写和翻译中,声音和形式再现是表现北美土著印第安部落口头文本中独特、本质的艺术魅力和传达他文化丰富文化含义的重要形式。民族志的跨文化意识和民族志考察方法是实现这种文化翻译的重要前提。据此,我国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对外翻译也是一种民族志实践,需要译者在翻译中加强民族志意识,运用民族志方法,在译本中充分体现民族志信息,生动展示少数民族口头文学中所特有的语言和修辞的审美特性。同时,翻译研究领域中的文化翻译理论对民族志诗学理论也具有拓展和深化的意义。

摘要：民族志诗学理论强调将经颂、讲述、歌唱的声音再现予挽歌、赞美诗、公开演说以及叙事等口头表达形式的表达文化,这为口头文学文本的转写和翻译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巴山幺妹哭嫁歌》的英译以此为理论基础,并根据相应的英语诗艺术形式翻译出蕴于大巴山地区哭嫁歌汉译本中的民歌韵味(前景化特质)。基于此,文章在民族志诗学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巴山幺妹哭嫁歌》中的身位与称呼、声响与回应、韵味与诗意等特点,并涉于译诗中予以重现,以期能为大巴山歌言翻译的理论建设与批评理论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

摘要：民族志诗学理论强调将经颂、讲述、歌唱的声音再现予挽歌、赞美诗、公开演说以及叙事等口头表达形式的表达文化,这为口头文学文本的转写和翻译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参考。《巴山幺妹哭嫁歌》的英译以此为理论基础,并根据相应的英语诗艺术形式翻译出蕴于大巴山地区哭嫁歌汉译本中的民歌韵味(前景化特质)。基于此,在民族志诗学理论的基础上,探讨《巴山幺妹哭嫁歌》中的身位与称呼、声响与回应、韵味与诗意等特点,并涉于译诗中予以重现,以期能为大巴山歌言翻译的理论建设与批评理论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

摘要：活态史诗翻译既关涉语言转换和文本迻译,又要再现史诗表演的文化语境,核心是在译入语书面文化中如何再现和表达史诗口语文化的意义与语境。对活态史诗译介的三个维度,包括史诗的语言维度即史诗语言的诗性特点、文化维度即文化表征功能和语境维度即口头表演语境进行聚焦。研究发现,借鉴民族志诗学、人类学深度描写、多模态话语等最新理论成果,可以构建一种涵盖活态史诗语言、文化和语境三重维度的多模态翻译模式,从而再现活态史诗的原初样态和艺术魅力。

摘要："民族纪录片"以其数量众多、社会意义重大、文化内涵深刻、人文风致醇美、艺术样式丰富、民族特色鲜亮成为当代中国最为重要而独特的影视片种。中国民族纪录片的繁盛,起因于其遇到了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20世纪80年代至今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等两大"国家体系形成"的"历史变迁"的关键时刻。延续中国数千年代代修史的"历史书写"传统"史志实录"的"纪实"、20世纪30年代凌纯声"标本电影"的"求真"和郑君里"戏剧化处理"的"求艺"以及之后真正完善强化起来的"大众传播"的"新闻性",构成了我国民族纪录片的国家传统。面对我们在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中壮势发展的民族纪录片,汲取世界人类学电影、民族志电影的"民族志诗学"的美学沃润,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志诗学",确立"写文化"意识,选择"文学转向",坚持新闻化走向,进行叙事模式的创新,就一定能在这个全面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有更大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