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教的服饰文化自传入中国以来,便与中国的气候环境、传统礼教和民俗民情进行了新的结合,衍生出适用于中国本土的僧服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政治制度和思想观念的转变,汉传佛教僧服逐渐演变并趋向成熟稳定,而其特有的文化内涵与深厚的历史底蕴也成为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在了解汉传佛教僧服渊源和发展的基础上,总结汉传佛教僧服在款式及色彩上的演变过程和主要原因,归纳其演变下的"不变"内核。

摘要：汉传佛乐“十方腔”通行于我国各大寺庙中,其甚少受到民间音乐影响而在全国范围内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乃汉传佛乐之核心部分。因此通过剖析“十方腔”的音乐特征,不仅揭示了汉传佛乐之本质形态及审美风格,还有助于挖掘汉传佛乐“华化”的起源及过程,进而为汉传佛乐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础。

摘要：一按照佛教戒律的规定,比丘可以拥有3种僧服(三衣)、比丘尼拥有5种僧服(五衣),佛陀为使僧人与外道有所区别,以及避免僧人对所穿着的衣服生起欲染心,于是规定僧衣应染成"坏色"(颜色不用上色或纯色,所有新衣必须有一处点上另一种颜色),称为"袈裟"。此外,在制作上,僧服要由破碎衣片修补缝缀而成,所以称为"衲衣",寓意少欲知足,远离世间的荣显。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僧服最初也是沿袭印度的传统。但是中国很多地区气候寒冷,单是三衣(或者五衣)显然不足以御寒。

摘要：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以及南传佛教并称为佛教的三大体系,其中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为佛教中重要的两大派系,但是由于时间、地点以及传入方式的不同也各自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从教义上讲,汉传佛教为大乘显教,而藏传佛教为显教和密教合而为一的教派。明代瞿昙寺壁画将藏传佛教绘画与汉传佛教绘画艺术巧妙融合,是汉藏文化交流大环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十分有利于我们对于同时间、同地域的汉、藏两种佛教寺院壁画风格进行比较分析。

摘要：在佛教信仰与传播中,佛像作为核心视觉符号发挥着重要作用。佛头造像又是佛像的核心。汉传佛教佛头造像,从"仙佛模式"、"胡貌梵相"到"改梵入夏",从"秀骨清像"到"高贵雍容",直至似凡间美女子,从膜拜神圣的神性到高扬世俗的人性,历史流变,图像证史,形象地标识了千年佛教中国化的宏大主题,以及其本土化、世俗化、民间化的丰富表征,蕴涵着中华文化与佛教文化冲突、调适与融合的丰富意蕴;在对佛陀冥想的神态与微笑世容的表现中更是融入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审美观念。汉传佛教佛头造像艺术展现出中华文化鲜明的主体意识、强大的生命力与同化力。佛教中国化之于当下的现实意义是唤起中华民族当代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自觉。

摘要：台湾佛教音乐的研究状况与佛教在台湾的发展态势及台湾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大环境有密切的关联。1949年之后在台湾成立的＂中国佛教会＂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台湾佛教告别了日本殖民化的时代,逐步确立了大陆的佛教制度。

摘要：宗教伴随着人类历史而产生、发展，是人类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产生于人类的社会生活，宗教活动属于社会生活的范畴，宗教与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宗教的许多活动都离不开艺术，需要利用艺术作为表现形式，此外，宗教的传播也导致艺术的交流，促进艺术的发展。

摘要：祖祖相传传底事,佛佛授手不唯他。若存情识论知解,耳里尘沙眼内华。(《圆悟录》卷2)杨岐宗禅师圆悟此语非常恰切地阐述了汉传佛教与中国书法之间的传播互动关系。

摘要：忏法仪式源于古印度文化。其传入中国汉族地区后,一些仪式仪轨为适应当地风俗习惯,逐渐汉化。随着汉传佛教丛林僧伽制度确立,原印度佛教的忏摩、布萨发展成为具有中国汉族文化特色忏法仪式。《千手千眼大悲忏法》正是以《大悲咒》为核心基础加以赞、颂、结界、回向等内容而形成的一套完整、规范的仪式活动。文章比较了两个版本的《千手千眼大悲忏法》文本,分析了《大悲忏》仪式音乐在音乐形式、种类、曲调、风格等方面的特点以及《大悲忏》所用音乐在仪式中的功能作用。可以说,忏法是一种源于古印度,发展、成熟于中国汉地的富有中国特色的佛教仪式,其音乐也是在千百年历史成长河中融入众多汉族音乐形式风格,最终呈现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