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尽管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骚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他们的批评取向却十分一致:这就是竭力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原人格及其作品思想性评价的根本准则,以至于从根本上遮蔽和消解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因此,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摘要：比兴的艺术手法源自中国最早的经典《诗经》,众多的诗论者对比兴这一艺术手法作出了不同的批评,表达了各自的主张和观点,本文重点阐述刘勰和汉儒比兴观的异同,并从概念认识、运用、变化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从而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原因,以进一步明确比兴艺术手法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继承和创新。

摘要：新时期以来,从维熙以监狱、劳改生活为题材的小说,井喷般的艺术创作,开创了“大墙文学”的先河,在灿烂辉煌的新时期文学发展史上写下了闪光的一页。从维熙因此而获得了巨大的声誉。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入、社会的变化、文学观点的更新,敏感的作家们经历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的痛苦折磨以后。

摘要：《毛诗序》重新发现诗歌的抒情性质,提出言志与抒情相统一的观点,为汉儒诗教奠定了理论基础。它又继承儒家思想传统,论述诗歌内容、形式、作用,强调诗歌的政治特征,将诗歌艺术纳入政治框架之内,从而形成汉儒的诗教纲领,为诗歌阐释和诗歌创作确立政治原则,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要：罗汉儒-1998年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学院陶瓷艺术设计专业,现任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视觉艺术系党总支书记。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陶瓷装饰、青瓷工艺与造型。

摘要：我的前两篇文章均以“汉龠”为题,所讨论的是汉儒心目中的龠——一种竹制管乐器的专名。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汉世以往,龠在史籍记载中及各代宫廷大乐的实际应用中,其单管按孔之制已成定例。其“三孔”之说,显然来自许慎、郑玄等人,“六孔”之说,则秉承了毛亨《诗传》之解。汉儒龠说已成为三千年来人们心目中的典范。在清理了屡有纷争的汉儒龠说之后,对于这一意义上可能有着较大变迁的古老概念,有必要加以更深入的探讨。笔者撰写前文时,因考虑到与“汉龠”这一特定概念的距离,有意将部分更深层的材料留后处理。今以此为基础,撰《余解》一文;并仍借“汉龠”二字,以续前文。

摘要：在汤显祖《牡丹亭》中,女主人公杜丽娘的全部爱情及其与柳梦梅的全部生死悲欢,都是由阅读《诗经·关雎》引发出来的。对《关雎》的接受,无疑是《牡丹亭》整个情节结构的逻辑起点与契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杜丽娘对《关雎》的理解,是对传统理解视界的一种突破。这不仅反映了杜丽娘一类女子被压抑的人性的觉醒,也反映了《关雎》一类情诗被扭曲的艺术本性的复归,是当时社会文化精神变迁的一个投影。因此,笔者把这种理解作为考察《牡丹亭》时代意义的视点。

摘要：中国的艺术精神主张主体与客体的和谐。在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中,产生了“神”的概念,这个“神”,既是物,也是人;既是规律,也是对规律的认识,神在主体与客体交接中、交汇中、和谐中。“神”的概念在哲学上成熟,终于沉落到艺术领域中。在中国哲学上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儒、道、释三家思想,对中国文化之艺术精神,也分别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摘要：《离骚》问世以后,对其思想艺术奥秘的探寻.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汉儒以“经”治骚,已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离骚》的本来面目,而近人运用西方输入的“积极浪漫主义?等概念进行阐释.亦往往如隔靴抓痒,未能深刻揭示其独特迷人的艺术奥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