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晋佛像与西王母两者具有正面偶像式、两侧有胁侍等共同特征,某些佛像处于与西王母相同的位置。但是,佛与西王母两者具有各自主要的图像志特征。"佛神模式"的内涵是胡人传播佛教,汉地民众则以为神,即我国的敬神传统和胡人的"设像行道"的结合。"佛神模式"曲折地反映了佛教初入中土时,胡人"设像行道"的佛像被汉地民众视为神灵而顶礼膜拜的过程,其奇异的图像(含佛像仪轨)被视为神灵而记录,其教义因被误读而埋没。这种阴差阳错是早期佛教在中土立足的特殊形式。佛教初传中国可能存在两个传播系统:译经传教系统和民间佛像传播系统。

摘要：汉晋佛像发展有三大阶段：1．长江上游东汉至蜀汉前期（125—240）流行摇钱树佛像；2．长江中下游东吴至西晋（260～317）流行佛像镜、陶瓷佛像，出现了独立佛像；3．北方地区西晋至东晋十六国（263～439）流行金铜佛像。这三大阶段随着时代递进，通过图像志传递的方式，间接或直接对南北朝初期佛像的图像志产生了影响。

摘要：日本赤城佛像镜两尊坐像和一尊立像分别具有双眼圆睁、八字胡、穿圆领袈裟、U形衣纹、双手贴腹、施无畏印和莲花等特点,受到了东汉三国佛像的影响,其戴花冠、束发、火焰肩、裸露上半身的特征,源于印度犍陀罗艺术,他们是在古印度境外发现的较早的菩萨像。赤城佛像与长江中、下游地区吴晋佛像相似,与长江上游佛像差异较大。这种差别可能是包括"设像行道"的康僧会从异域带来的佛像粉本不同造成的。

摘要：考古发现的东汉外来杂技幻术见于《后汉书》和张衡《西京赋》等记载,它们可能由游方僧人从印度经蜀身毒道而非西域道传入,游僧同时还带来了中国最早的佛像。这些杂技幻术从西南地区先后传入中原和江南地区,成为南北朝佛教行像活动的重要内容。

摘要：四川、陕北、河西本土汉晋以西王母为主神的天门图像、长江流域汉晋佛像和犍陀罗弥勒天宫等,促成了敦煌第275窟北凉弥勒天宫图像的出现,在敦煌北魏洞窟流行并影响云冈。中土早期弥勒天宫图像的形成是犍陀罗佛像与汉地西王母神灵信仰传统的契合,也是佛教艺术中国本土化的早期例证。

摘要：汉晋佛像的发展可划分为3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分别是:东汉中期施无畏印、袒右肩和通肩衣并存,东汉晚期施无畏印、通肩衣,吴晋时期禅定印、通肩衣。上述特征反映了印度早期佛像不同时期粉本的传入,体现了初传中国佛像的阶段性差异。同时,汉晋佛像仪轨特征在各阶段还存在传承性关系。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吴晋佛像与康僧会"设像行道"等记载,在地域和时间上都可以相对应。长江上游地区佛像来源缺乏记载,但佛像出现最早,且第一、二阶段佛像特征变化与印度初期佛像发展趋势同步,暗示此地存在畅通的佛像传播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