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佛教版画艺术起源于隋唐时期,发展于宋元,鼎盛于明清。在明代“多封众建”政策的推动下,明代佛教版画逐步融入各民族地区的多元文化,形成了独特的明代佛教版画艺术。一《诸佛菩萨妙相名号经咒》(以下简称《诸佛》)是明代宣德六年(1431)在北京刊印的佛教经相籍。1975年,法国藏学家海瑟·噶尔美博士在其著作中首次披露了《诸佛》版画作品。

摘要：宣德五年刻制的《妙济禅师塔铭》,现存北京五塔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碑文分别由汉藏两种文字独立撰述,碑阳汉文由明代汉传佛教名僧圆瀞撰写;碑阴藏文据明代藏传佛教高僧班丹扎释口述写成。铭文记载了妙济禅师绰巴扎释为班丹扎释侄子,曾随第五世噶玛巴及宗喀巴大师受戒求法。铭文反映出明代汉藏佛教之间存在深层次的交流,班丹扎释及其领导下的僧团为促进明代汉藏佛教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摘要：优填王所造旃檀佛像的典故久远,流传广泛,在汉文史料和藏文文献中都有记载。目前传世的旃檀佛像有两种样式,即倚坐像和立像,宋代以来一直以立像形式流传。在藏传佛教中除木雕旃檀佛外,还以铜铸造了许多相同形式的旃檀佛,存世绝大多数为清代作品,以北京雍和宫所供奉的最有名,较早的作品罕见。清代大量仿制此样式铜像,当与乾隆帝和章嘉国师的尊崇有关。

摘要：有唐以来,中国多民族文化互动交流直抵历史巅峰,佛教艺术的融摄式发展和信仰实践的杂糅性存续在地处丝绸之路咽喉的敦煌可窥一斑。敦煌佛教艺术的多元与繁荣是当时来自不同区域和族际间的文化精髓共同构筑的盛景。吐蕃占领敦煌期间(781-848年),是敦煌佛教艺术的革新期,亦是汉藏佛教艺术互动交融的关键时期。此时来自雪域高原的吐蕃佛教对敦煌的影响并不囿限于石窟艺术,其文化濡染还广泛体现在民众的日常信仰实践层面。

摘要：智化寺虽为明初的汉传佛教寺院,但为数众多的密教曼荼罗、真言、咒牌、种子字等均体现出藏传佛教对它的深入影响。很有可能智化寺在王振位高权重的背景下,受到宫廷藏传佛像的影响或者宫廷藏传佛教的工匠直接参与了智化寺的具体修建工程。馆藏的转轮藏、曼荼罗藻井、佛造像、天花彩画等充分表现了汉藏佛教艺术的交融,使智化寺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文化特点。

摘要：汉藏文化交流是汉藏民族关系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关系及变迁的总和。从古至今,汉藏文化交流一直都是倍受学术界关注的话题。本文以扎塘寺壁画为切入点,从造型、色彩、线条、画面布局等艺术语言方面对扎塘寺壁画中的中原艺术因素进行分析和探讨。笔者认为,扎塘寺壁画有效融合了汉、藏乃至中亚地区的艺术因素,揭示了唐宋以来汉藏两地佛教艺术之间卓有成效的深入交流与交融,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载体,弥足珍贵。

摘要：《法华经》与法华信仰是中古时期河西和中原地区佛教美术最常见的表现题材之一,此前学界认为它们与藏传佛教关联不多。然而,西藏山南地区始建于11世纪初的扎塘寺佛殿壁画中以眷属环绕的单尊大像确系表现叙事情节的法华经变相。其壁画中佛陀灵鹫山演说般若场景及文殊弥勒菩萨对坐图,取代了汉地佛教自西秦和北魏以来释迦多宝造像二佛并坐样式,是西藏艺术此时因应《法华经》再度传播的社会思潮、借鉴波罗艺术样式发展出来的新图式,并引领了西藏艺术中上师对坐图像的涌现;壁画所表现的释迦、文殊与弥勒三尊统摄汉藏佛教义理,以文殊弥勒对坐图预示藏传佛教中观甚深见与瑜伽广大行,即中观与唯识学说两轨体系。中观或包容唯识的中观的兴盛亦可以解释西藏艺术传承中二菩萨对坐逐渐演变为文殊单尊的原因,同时也可以进一步追溯萨迦上师、宗喀巴等藏传佛教文殊形象祖师像的来源。而认定文殊弥勒对坐像的形成恰好反映了汉藏佛教义理图像的形成史。

摘要：作为西藏十八罗汉之一的哈香尊者,是在西藏罗汉艺术受到汉地罗汉艺术深刻影响的背景下出现的。他虽然和前弘期的禅宗僧人摩诃衍拥有共同的称呼,但在艺术形象和信仰内涵上却脱胎于布袋和尚。布袋和尚补入西藏罗汉体系是在元朝末年。布袋和尚形象传入西藏后,其身份、谱系部分地被重新建构和诠释而变成西藏的哈香尊者。哈香尊者是汉地佛教因素传入西藏后,西藏人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根底,对之进行了融合与改造的一个表征。

摘要：汉藏佛教艺术中蕴藏着国民素质教育的宝贵资源,值得深入发掘和利用。费孝通教授晚年指出,人富了之后需要追求文艺,中国需要从科技兴国转向文艺兴国,这是有道理的。美与善的神韵,以建筑、图像和雕塑的形式,形成光光交彻、物物相指的"生命场",不仅可以开启民智,推动创新,还可以促发感悟,自觉忘我。汉藏佛教艺术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种见,以千灯互照的心态,对待民族共生的现实。从"形物"升华"精神",以"精神"返指"形物",这是象似、标指、象征的大圆融,是万物共生、万象互构的大千世界。

摘要：現存漢文《大藏經》中的《佛説造像量度經》是一部指導佛像、佛塔乃至佛經製作的經典,它由清代蒙古譯師工布查布從藏文譯出,後被收録入藏。作爲漢譯佛典中僅有的此類題材的代表作,此經長期以來受到國内外佛教學家、漢學家和藏學家們的關注。本文於前人豐富的研究基礎之上,以漢文本爲切入點,運用漢、藏、梵對勘的語文學方法,進而剖析此經譯者的編譯思路,探索其翻譯緣起、形成過程,以揭示文本形成背後的歷史,同時釐清評析前人研究中的一些重大混淆與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