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沈约所撰,是研究魏晋至南朝齐、梁时中国音乐发展的重要著作,始修于齐永明五年至六年(公元487-488),其中八志三十卷完成颇晚,据其避梁武帝父讳,避梁武帝讳,可知其全部完成当在梁代.

摘要：刘勰与沈约因《文心雕龙》一书而有了密切的关系。刘勰与沈约在文学艺术的产生、文学的发展变化、文学的创作风格及主张“声律”说等方面,都有相同或相近的观点。而对宋、齐文学新变的评价、对作家作品的批评标准和具体的“声律”理论方面,两人的看法也存在着差异。从刘勰与沈约文学思想的异同中,可以说明齐梁时期的文论呈现多元化的特点,其中刘勰的文学思想既有符合主流思潮的,也有其独特的文学视角。

摘要：永明诗人将"四声"运用到文学写作当中,不过短短十来年,就令中国诗歌转向了以声律为基本特征的新主流。在沈约等人的努力建设之下,永明诗不但提出了自己明确的主张,并且付诸大量的创作实践,同时还编制有配合新诗理念而又服务于创作实践的工具性的韵书,甚至于,对于诗歌是否符合新的理论以及新的审音办法的评判标准,似乎也在计划之中。像这样有一套完整设计的诗歌改革,在中国诗歌史上,还是第一次。

摘要：《八咏诗》的体制颇为特殊,三、五、七言和赋体、骚体相结合。与这种利于自由抒写相适应的是其文风的奔放流宕,感情强烈激愤,这与沈约其他作品自然工丽、怨而不怒的风格大异其趣。究其原因,与沈约作此诗的背景存在一定的关系。《八咏诗》作为沈约的代表作,长于抒情,婉切动人,具有颇高的艺术价值。

摘要：永明时期是诗歌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永明体的提出为诗歌的健康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体现出不同于前代诗歌的新特点。谢朓、沈约秉承了前代诗歌的表现手法,尝试新的艺术技巧,拓展了诗歌的题材范围,刻画景物工丽细致以及超越前代的新变等。他们的山水诗集中体现了永明体山水诗的独特艺术魅力。

摘要：齐梁是咏物诗发展的重要时期。而沈约和萧纲又是齐梁咏物诗创作的中坚人物。通过对二人咏物诗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发现沈约与萧纲虽趋近相类却又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物象的描写方法及物象的结构方式、表达的主观情感状态及情感的丰富性与激烈程度上。因此,二人创作风格不同,在齐梁咏物诗发展与成熟的历史进程中所作的贡献也不同。这些差异是由时代诗风、个体际遇和思想资质的原因引起的。

摘要：南朝齐梁时期在中国赋学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不仅体现于这时期留存下来的大量赋作,更为关键的是赋学理论和批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沈约、刘勰、萧统等人为代表的赋论家从不同角度对齐梁以前的辞赋创作进行系统的总结和概述。首开其先的沈约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以"情"为核心的"文以情变"、"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赋学观,并且与谢朓等人极力倡导"声律论"学说,提高了辞赋创作的韵律化和唯美化,推进了"诗的赋化"和"赋的诗化"倾向,使形式上趋于骈丽的辞赋进一步律化,因而对于唐代律赋的形成来说又具有开创意义。

摘要：沈约作为齐梁文坛的领军人物,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兼史学家。一篇《宋书·谢灵运传论》便是他以文学的话语参与历史语境建构的成果。虽然我们从文本形式到文本内容在不断体验着期待遇挫,但又为其论述的精到豁达所吸引而进入更开阔的艺术思维领域。前人对这篇理论文章的探讨多限于其价值,很少将其作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双向考究。因此,对历来广受争议的情志观、自然观及通变观等方面内部深层问题的探索,需要结合时代、作家特定心态及文学内部各要素的关系作更全面的理解,进而在历史和当代的对话中深入体会这篇文论思想的博大精深。

摘要：钟嵘《诗品》将齐梁间文坛领袖沈约置于中品,且在序中攻击沈约颇为自负的声律学说,引起后世争议。通过对沈约及其声律学说的探讨,指出"四声八病"说虽然在草创之初不免有繁琐而多拘忌的毛病,但却是魏晋以降文学进入自觉时代之后的必然产物,同时也跟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沈约声律论为后来唐代近体诗的成熟奠定了基础,实属诗歌艺术规律的一项重大发现,是诗歌审美观念更新的必然结果。在从古体诗向格律诗演进的过程中,沈约实有开拓首创之功。

摘要：《文选》阮籍《咏怀》十七首李善注所引的颜、沈注,在诗歌注释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本文依据《文选》引古注的体例,对《咏怀》十七首注中的颜、沈、李三家注的具体条目进行分辨,并纠正历来在评论颜注方面的一些误认。在此基础上,研究颜注、沈注、李注的各自特点、成就及它们在阐释方法上的继承关系;论述五臣注的特点并将其与前三家注进行比较,指出六朝解阮重文本和比兴之意,李善继之;索隐本事的解阮方法则始自五臣,至近世成为主流。论文回溯阮诗阐释史尤其是揭橥颜注、沈注的价值,意图对如何合理解读阮诗、准确把握阮诗艺术有所启发。论文也阐述了笔者对阮诗艺术及阮诗研究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