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语境下,通过对"文化是人类整体生活方式"这一传统价值观的考古式剖析,托尼·本内特建构了治理性文化观。这种文化观将文化看作一个社会的治理领域,文化既是治理的对象,又是治理的工具。治理性文化观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应用表现在:一是从文化研究的维度引入文化政策考量,关注文化运行的制度设计;二是透析文化机构的政治理性,增加文化机构的社会效用;三是呼吁知识分子放弃单纯的批判立场,实现批判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双重结合。治理性文化观为当代文化研究开拓了新的领域和范式。

摘要：受到米歇尔·福柯治理性研究的启发,文化研究者尝试对博物馆等公共文化机构参与国家治理的实践进行理论化。本文探讨博物馆的两段重要历史时期,分析博物馆如何作为国家治理组织发展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术。19世纪,现代博物馆汇入艺术、科学、考古等知识形成的网络,发展出观看艺术的视觉技术与文明化仪式,用以建构有道德的现代公民。20世纪末期,后工业城市启动文化更新,博物馆在文化和创意经济的要求下发生市场化转向。博物馆在运营管理、艺术收藏、展览、教育等知识与技术方面进行重组,以协调消费社会和信息社会要求的公民-消费者的双重身份。

摘要：布尔迪厄的"习性"概念作为社会研究和文化研究的理论工具,无论是其丰厚的理论内涵还是不足和欠缺之处,都足以为我们将这一概念中国化提供有益的启发。美学和人类学交叉视野中的审美习俗概念,一方面吸取了布尔迪厄习性理论的合理性,同时借鉴文化人类学或解释人类学的思路,以地域、民族、历史、文化、现实等相互联系影响的因素为更广阔的阐释背景,可以帮助我们从"审美"的角度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约定俗成、但并非一成不变的性情倾向和艺术行为的意义价值、结构模式、发展趋势等问题进行深入探究和学理分析。这一概念可以恰当地揭示中国文化和审美经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借助福柯的"治理术"理论,以民歌这一兴起于底层民间,却对社会政府、知识分子、底层大众等各阶层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艺术形式为例,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语境中审美习俗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