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在循证临床实践中,医务人员需要正确理解临床研究中疗效指标的意义。本研究旨在评价相同临床研究结果的不同表述方式对研究生选择和推荐治疗措施的影响,从而了解已经过“临床科研设计”课程学习的研究生对疗效指标的理解。方法将同一系统评价的结果采用4种疗效指标表述,设计问卷对参与“临床科研设计”课程考试的研究生进行调查。结果共发出和收回问卷342份,排除4份未回答所有结果的问卷,有效问卷338份。结果显示,研究生选择绝对危险度降低率(ARR)与需要治疗的患者数(NNT)、相对危险度降低率(RRR)与NNT、试验组和对照组未发生事件率的差异(EFP)与NNT间的分值差异和治疗推荐级别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ARR、RRR与EFP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279名研究生选择4种疗效指标得分的极差大于4分。结论经过“临床科研设计”课程学习的研究生在理解疗效指标意义上仍然存在问题。因此,课堂教学应加强对临床研究结果的不同表述方式和相关指标临床意义的讲解。

摘要：治疗决策是癌症儿童治疗过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需要父母等家庭成员的配合和参与。综述了癌症儿童家庭参与治疗决策的国内外现状及其相关因素,提出家庭参与治疗决策类型以医生-家庭协作型和医生主导型居多,决策意愿及过程受到家庭成员自身因素、医护人员与家庭成员之间关系因素、患儿因素、治疗决策信息及决策时间等因素的影响。

摘要：目的 了解HIV/AIDS患者ART决策的过程,为ART决策的不同阶段提供实证支持。方法 通过目的和理论抽样的方法选取HIV/AIDS患者进行深度访谈,采取Nvivo 11.0并运用扎根理论对资料进行编码分析。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26名HIV/AIDS患者,提炼出6个主范畴和19个次范畴。患者在启动ART时经历了信息收集期、决策设计期、决策执行期及决策评价期四个阶段,其中决策执行期包括不稳定阶段、适应阶段及认同阶段。患者的治疗决策受到决策动力和阻力的影响。结论 患者在启动ART的过程中存在障碍,医务人员应直面ART决策中的问题,完善患者的疾病认知,优化ART决策的流程,从而提升决策质量。

摘要：目的了解终末期患者和家属治疗决策意向的一致性。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法,抽取南充市2所三级甲等医院终末期患者及家属268对,应用自行设计的终末期治疗决策意愿调查表分别进行调查。结果终末期患者与家属在"患者参与制定治疗决策"、"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姑息治疗"决策一致性为69.03%、74.63%(Kappa值分别为0.529、0.530,均P<0.01);其余4项决策一致性为32.84%～47.39%(Kappa值为0.080～0.210;P<0.05,P<0.01)。结论终末期患者与家属治疗决策意向存在差异,家属的治疗决策无法完全体现患者真实意愿。

摘要：对于晚期肺癌患者应给予其临终关怀。医生不仅要在遵循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人性化的实施保护性医疗措施,实现艺术的告知病情,也要在专业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尽量为晚期肺癌患者提供最优化的治疗决策,综合考虑患者的身体耐受条件、经济状况等实现人性化、个体化治疗;同时亟需组建专业的医疗护理团队和机构,从基础疾病、心理健康、社会角度多方面提供充分全面的护理,才能更好地帮助肺癌患者缓解身心痛苦,尽可能改善患者临终生存质量。

摘要：目的了解原发性肝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现状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自行设计的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及患者参与治疗决策问卷,对378例原发性肝癌住院患者进行调查。结果 19.8%原发性肝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实际程度高,80.2%患者参与治疗决策实际程度低;参与态度积极的患者占67.7%,参与态度消极占32.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疾病诊断知情(B=0.974,P=0.000)、对医疗服务满意度(B=0.650,P=0.000)是原发性肝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实际程度的主要影响因素,医疗付费方式(B=1.396,P=0.001)、治疗方式(B=0.815,P=0.003)是原发性肝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的参与态度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原发性肝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中参与态度较积极,但参与治疗决策的实际程度较低;疾病诊断知情、对医疗服务满意度较高的患者,其参与治疗决策的实际程度较高;医保患者的参与态度比自费患者较积极,介入治疗患者的参与态度比手术治疗患者较积极。医护人员应根据患者的个体情况及参与意愿,提高原发性肝癌患者参与治疗决策实际程度。

摘要：临床流行病学的目的,一方面是促进临床科学研究中应用流行病学的群体医学观点和方法,包括科研设计原理、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的选择,研究因素或结局的观察或测量,研究资料的统计处理和分析,以及研究偏性的控制等,以提高临床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论证强度。这些,已包括在本讲座系列的讨论内容之中。一些临床医师已自发或自觉地不同程度地应用于科研实践,并已初见成效。随着临床流行病学的普及,预计这一领域将会有较大较快的发展。另一方面则是在确定临床诊断、治疗决策中,特别是针对疑难病例、重危病例的重大决策中,参考临床流行病学的有关原理、方法,进行临床决策分析,以提高临床决策水平,改进目前临床诊断、治疗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摘要：以江苏省镇江市为例,采用自行设计问卷对912名患者进行调查,采用描述性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对就医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患者参与诊疗服务的总体体验较好。"患者告知病情"的程度最高[(4.14±0.68)分],"患者参与治疗方案制定"的程度最低[(3.68±0.69)分]。单因素分析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等结果可知患者就医参与程度在患者类型、患者年龄、疾病类型等方面存在差异。对于不同参与能力和参与意愿的患者,医务人员应识别其价值观及偏好,赋予不同的参与形式,同时转变观点,建立医患沟通新模式。

摘要：背景已有研究表明,英国大多数的全科医生使用血压自我监测(SMBP)来控制而非诊断高血压。本文旨在评估SMBP的当前使用情况,以及使用中依据较多的指南建议的变化。目的调查2015年英国全科医生关于SMBP的观点和做法,并将其与2011年的调查结果进行比较。设计与场所选择有区域代表性的样本共计300例英国全科医生进行网络调查。方法全科医生完成了关于高血压管理中使用SMBP的在线调查问卷。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组间比较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结果来自300例全科医生。全科医生记录显示,使用SMBP的目的分别是诊断高血压〔169/291,58%,95%CI(52%,64%)〕和控制高血压〔245/291,84%,95%CI(80%,88%)〕,前者较2011年显著增加〔37%,95%CI(33%,41%),P<0.001〕,而后者没有明显变化。超过半数的全科医生使用高于指南中建议的收缩压阈值来诊断〔118/169,70%,95%CI(63%,77%)〕和治疗〔168/225,75%,95%CI(69%,80%)〕高血压,不到半数的全科医生〔120/289,42%,95%CI(36%,47%)〕调整了SMBP结果来指导治疗决策。结论自2011年新版英国国家指南推出以来,全科医生更倾向于使用SMBP来诊断高血压。然而,全科医生继续使用非标准诊断和监控阈值所占比例增多,如果使用次优的阈值采用诊室外方法来提高诊断准确性是无益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