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获得研究成果的不二法门。当前,由于我国法学研究的深入和转型,传统的规范和注释研究方法渐渐受到学界的质疑与批判,如何寻求科学的法学研究方法愈加受到关注。陈瑞华教授积30余年法学研究的功力,对法学研究方法进行全面思考与总结,在拨开经验事实的迷雾中,为法学研究打通一条理论创新的道路,对我国法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开创意义。

摘要：刘禾是一位比较文学研究者，擅长跨文化、跨学科研究。其代表作，曾获得美国文学艺术界最高奖——古汉根奖的《跨语际实践》，便是其跨“界”研究的重要成果。一部文学著作，却试图“扩展什么是历史的观念”，警醒人们关注曾被遗忘的“话语史”；一本研究翻译的书，却聚焦“现代性”问题，借助其“跨语际实践”的独特视角和“翻译中生成的现代性”概念，试图消解“中／西”、“现代／传统”、“外来／本土”等“二元”思维模式中的内在张力。

摘要：本研究分析了中国法学学术论文CSSCI、CNKI两个数据库被引证的现状，找出了中国法学自1978～2007年三十年以来的高被引论文，比较两个数据库的引证特点。并对发现的中国法学高被引论文的领域分布、年代分布、期刊分布等数据进行了分析，找出中国法学研究三十年的发展脉络，并就当前中国法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共性问题提出了反思。

摘要：一、1994年民法学研究的概况 1994年是中国民法学研究稳步前进的一年。随着立法工作的继续和发展,一支不断成熟的民法学研究队伍本着严谨认真积极参与的态度,在自由的学术环境中思索、耕耘和收获。立法思路的转变和法制建设步伐的加快,为民法学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具有现实意义的空间。由于立法思路的转变,八届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卓有成效地开展立法活动,制定了一系列的重要法律。继公司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之后,为规范和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制定了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适应劳动制度改革,制定了劳动法;在对外开放方面,制定了对外贸易法;同时还制定了广告法和仲裁法。此外。

摘要：近读谢晖先生《法学家:文化品位、学术品位及其实现条件》一文,感慨颇深。谢晖先生提出了一系列发人深省的问题:“为什么我国法学家总是围绕时事变迁转圈子?为什么相当多的法学家总是以论证某一政策、法律甚至领导人的著作的合理性为其使命?为什么一部法律颁布时法学界一片欢呼,赞美不迭而颁布后漏洞百出,或前后矛盾时法学界才出来予以补救?为什么法学家对国家行为的干预能力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们相比如此式微?”他认为在内因上是由于法学家“没有练好干预国家行为的理论内力”。“还没有在高品位文化素质下为中国改革设计出明晰的法律思路”。

摘要：早在36年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发扬学术民主,在自由竞赛、自由讨论的条件下,繁荣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其他文化研究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面对国内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形势,法学战线的确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考验。笔者认为,目前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摘要：2012年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第二次重大修改在经历了十多年反复的讨论、试验、设计、审议后终于落下帷幕，开花结果。刑事诉讼法的成功修改凝结着立法机关、刑事执法机关和全国人民的心血，而其中刑事诉讼法学的研究更是功不可没。回顾前后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的漫长经历，

摘要：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一定的研究方法。用于研究工作的方法是否正确和有效,对于科学研究是至关重要的。因为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主体的认知兴趣、课题设计、资料的识别与取舍、逻辑推理的方法以及评价的标准等等,以至决定着主体能否完成或者顺利完成其研究任务。所谓研究方法,就是主体在认识作为客体的客观世界和事物、揭示其本质并阐明其一般规律的实践活动中,所遵循或者应当遵循的一套原则、程序和技巧。

摘要：当代中国法学研究的两个主要方向,应该是对法律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性思辨、比较和对当代中国法律实际运作的实体分析及其设计。 当法学家脱离开中国法律现实运动的大舞台,又无视法律现象赖以存在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时,法学家手中的枯笔又如何能具备历史的张力和时代的活力? 法学家的文化品位需要文化装饰,它至少表明法学研究的一种新视野和新方法。十年来法学研究尚不成熟的主要根源之一,恰恰在于法学家的文化品位中缺乏冷竣的理性思辨和激扬的人文主义精神。

摘要：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是对我国刑事诉讼改革所作的顶层设计和重大制度安排，关涉司法权配置优化、诉讼结构完善以及诉讼程序重构等诸多方面。随着以审判为中心诉讼制度改革的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刑事案件速裁程序等制度改革也全面展开，与之相应的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入。8月13日至14日，由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主办、辽宁大学法学院承办的“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暨2016年年会”在辽宁省沈阳市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