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修辞是一种载意、求效的话语手段或艺术,修辞语境则依赖特定时空、事件、主体或其他背景实现对语言交际活动的理想效果的追求。法律修辞在功能上表现出社会功利价值趋势,这些目的的特性引导司法话语中法律修辞运用的情境性走向,本质上表征为一种论辩方式,力图实现法庭情境中对听众的说服,内在地包含了论辩进程中受到诉讼要求的约束,强烈的策略性和目的指向。

摘要：法律修辞是司法过程中的遣词造句,不仅是一种说服手段,而且是展现真理的一种事实性力量。法律修辞的意义,从哲学角度来说,是法律的展现,具有存在论的意义;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可以降低信息成本;从政治学角度来说,具有限制权力的功效。当代中国法院判决书说理和修辞的普遍缺乏,根源在于缺乏可以对判决书进行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也即没有以法律修辞为中心的语言游戏。法院判决应从中国古代判词中汲取修辞艺术,降低信息成本。判决书上网就是在判决书的公共领域引入读者批判的一种对策,对于加强判决书的说理和修辞具有一定的意义。

摘要：法律人应该把法律作为修辞,强化法律思维过程的讲法说理功能。法学原本与修辞学同根同源,因而我们应该在重视法律解释、推理方法的同时,把法律本身作为修辞论辩的工具。法学研究应该为不断地提升法律论辩、论证能力而作积极的准备,这是我国法治建设所不可缺少的。把法律作为修辞,融推理、解释方法和修辞论辩方法于一身,把合法性和合理性结合起来,对促进我国的法治建设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要：法律修辞学是一门"法律"与"修辞"的联姻之学。法律修辞的概念从产生之初便因其学科交叉的性质而展现出参差样态。为寻找"法律修辞"的原本语义,只能诉诸史论,通过整理其概念谱系来"正本清源"。修辞学产生于法庭论辩和政治演说的需求,传统的修辞学是一门说服的艺术;修辞与逻辑的关系混乱,与语言学关系密切,法律修辞是获得法庭论辩胜利的重要手段。在理性与科学时代,对"客观真实"的强调使得修辞学开始衰落,修辞开始试图调和其与逻辑的关系使其更具科学性。及至20世纪语言学转向和解释学转向,人们看待世界固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逐渐被消解,修辞转向使得人们开始意识到修辞对于社会建构认识的重要性,修辞成为发现真理、认识世界的手段,法律修辞演变成以真理共识论为前提、普遍理性的听众为论证对象、言说者与听众主体交互的论辩活动。

摘要：法律与修辞相伴相生,修辞不是调整语辞的努力,在某种程度上,修辞建构了法律。刑事判决书的修辞论证手段包括理性论证、情感论证和人格论证,其中,理性论证是判决书说服力的主要依托,情感论证和人格论证则是必要凭靠。三者有机结合以寻求判决书最大限度的可接受性是中美判决书共同的修辞目的。但由于受不同法律体系、社会文化传统、语言习惯等因素的影响,中美法官在判决的修辞论证中展示出不同程度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在理性论证如论证结构与风格、叙事剪裁、推理过程以及情感论证和人格论证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该研究不但为法律语篇的修辞学和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而且有助于深化我国司法判决书的改革,提高司法判决的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