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刑法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具有补充主要规定不足的作用,存在构成形式上的一致性;同时,它们所规定的内容与基本规定的关系、适用条件以及功能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通过总结和反思一些学者归纳的区分方法,根据刑法中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的联系和区别,可以综合三种较为妥适的方法:在某条款不存在与存在情况下所得出的结论是否相同、法条所蕴涵的立法意图,以及某条款是否具有普遍适用性或可推广性,以准确区分刑法中的法律拟制与注意规定条款。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人口老龄化呈现出加速态势,现已成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快速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老年人”概念是一个法律拟制,是立法者的决断。科学界定“老年人”的法律概念,是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源头”方案。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第2条规定的“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的老年人概念,在现行涉老法律规范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给“老年人”下定义所追求的价值目标是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发展老龄事业,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现行“老年人”法律概念的主要问题是重历史、轻现实;重节点、轻过程;重生理、轻心理;重扶弱、轻培强;重个体、轻社会。国家立法应当根据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先将老年人的年龄界定为65岁的整数年龄,同时,还要根据职业类型作出差别化安排,尊重当事人的意愿,科学设计老年人分级制度,授权地方立法试点。我们需要根据人口老龄化的新情况新问题,运用新思维新方法,不断完善老年人的年龄标准。

摘要：通过深究刑法中的法律拟制规定,我们可以发现刑法中法律拟制的法理基础主要有五个方面:通过设置法律拟制,可以避免法条冗繁、维护法律稳定、解决司法疑难问题等,从而节约刑法实现成本、促进刑法效益和价值的最大化,实现刑法经济性;法律拟制是立法者追求实质正义的生动体现,而罪刑均衡是实质正义在刑法中的具体表达,正是以实现罪刑均衡为目标引领,立法者方才设置了诸多法律拟制条款;在刑事法领域,我们需要运用类比思维来解决新问题、开拓新思路,以使我们的刑事法律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也能够应对不断产生的新问题,而刑法中的法律拟制其实就是类比思维在刑法领域的生动写照;法律拟制不论对于制定法还是判例法而言,均是一项实践操作层面的典型立法技术;法律拟制也是刑事政策得以通过刑法予以充分贯彻实施的重要途径。

摘要：学者对刑法中法律拟制的"正当性"提出了各种质疑,但法律拟制绝非学界所批判的那般一无是处或不可容忍。法律拟制虽然重视刑法的社会保护机能,但也绝不漠视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法律拟制既不违背罪刑法定形式侧面的要求,也不违背罪刑法定实质侧面的要求。法律拟制也并不因主观归罪或客观归罪而违反了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法律拟制条款具备独立的构成要件体系,其与基本规定的构成要件并行不悖。刑法中的法律拟制在具有法律经济性等优点的同时,也确实会产生违背刑法的机能、加剧重刑主义、侵蚀罪刑均衡之基本原则,以及导致司法实践的混乱等"威胁",但这些"威胁"实际上均是因不恰当地设置法律拟制所致。我们应当认识到,法律拟制是由于立法者有时没有严格遵循法律拟制应有的设置规则和要求,才导致某些法律拟制设置得不合理。

摘要：欲要规避法律拟制设置不当的威胁,在刑法中设置法律拟制时就应当遵循一定的设置规则。法律拟制的设置应遵循立法拟制原则,应将法律拟制的设置主体限定为立法机关,严禁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进行任何形式的法律拟制。法律拟制的设置应遵循拟制相当性原则,立法者在运用法律拟制技术时,必须考量拟制情形与被拟制情形在社会危害程度上是否具有相当性,两者的事实是否能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一定的等值关系。法律拟制的设置应符合刑法机能的协调机制,遵循刑法机能协调之原则,尽量减少通过限制公民权利和自由的手段来实现立法者的政策和意图,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之稳定。法律拟制的设置应遵循拟制谦抑性原则,既应尽量避免设置那些将"第二法"作为法律"急先锋",从而违背刑法谦抑性的法律拟制条款,也应尽量避免设置那些能够以其他方式实现立法者政策或意图的不必要的法律拟制条款。法律拟制的设置应遵循司法便捷原则,立法者在设置法律拟制条款时应着重考虑所设置的法律拟制条款在司法适用过程会产生何种实效,能否切实起到解决司法争议的作用等因素。

摘要：随着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已经从作品创作的辅助工具发展出独立创作的能力,可以不再依赖于程序设计者而生成创作物。在人工智能主体资格及权利归属方面,应当从保守路径转变为激进路径,将人工智能拟制为权利主体,并由其享有创作物著作权。应当对人工智能财产权利进行保障和合理分配,明确人工智能创作行为承担责任的条件,通过双重主体参与制实现权利义务的统一协调,从而促进人工智能的发展。

摘要：转化犯是指在实施某一故意犯罪行为的过程中,因又实施了一行为或者出现了某一较为严重的结果,而超出了原基本罪的构成要件范围,基于罪刑均衡原则的要求,刑法特别规定在这种情形下犯罪发生了转化,并以转化后的犯罪定罪处罚的犯罪形态。某些刑法条款之所以既被认定为转化犯条款又被认定为法律拟制条款,主要是因为转化犯与法律拟制之间存在转化犯内涵的法律拟制性和转化犯外延的法律拟制性这两个方面的关联性。而这就决定了转化犯与法律拟制的主要差别在于其外延的大小。详言之,转化犯条款中仅包含了对客观行为的法律拟制类型中将数罪拟制为一罪和将此罪拟制为彼罪的情形,以及对主观方面的法律拟制类型中部分法律拟制条款。

摘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将发展人工智能列入了国家发展的基本战略,鼓励科技人员发展这项技术。对于法学界而言,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问题已被现实提出。通过总结国际国内的研究现状,可以运用法律拟制的手段赋予人工智能法律主体的地位,并类比“法人”的相关法律制度具体制定关于人工智能法律地位的规则,为蓬勃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提供法律地位的保护。

摘要：物权法建立了一套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尤其是以所有权为核心概念的逻辑体系,但事实上,所有权并非天衣无缝的逻辑起点,亦非坚不可摧的话语基石,而是人类理性下的拟制产物或制度事实,是特定历史时期所有制关系的一种法律形式,它以法律的话语来承认或确立现实的经济关系,并承载一定的社会功能。因此,我们必须从社会的经济关系上,才能真正理解所有权及其社会功能。在社会主义的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宪法经济原则下,应当肯定和确立"公的所有权",它区别于私的所有权。因此,应当遵循目的原则与功能原则重新设计物权法的所有权制度,尊重中国现实的经济关系与生产关系,确立公的所有权制度,以期正确引导经济体制改革,而不能一味追求法人话语下的单一"私有化"。

摘要：著作权法的产生和发展与科技进步具有十分紧密的关系。随着科技的发展,人工智能创作物高度类似于人类作品而引起广泛关注,面对人工智能创作物出现的新问题,要求著作权法进行回应和创新。首先介绍学界对人工智能创作物的热议;然后从作品属性及独创性等视角,分析现阶段人工智能创作物获得版权保护的多重障碍;最后分析对人工智能创作物保护的必要性,并分别对保守型模式和激进型模式进行深入论述。对于飞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制定相应规则,人类才能更好地控制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