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列宁检察思想为指导构建的苏维埃法律监督权,虽然随着苏联的解体已不复存在,但我们并不应站在功利主义立场简单否定和忽视对苏维埃法律监督权的研究。在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的今天,认真分析和总结苏维埃法律监督权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苏维埃法律监督权在维护苏联法制的统一和正确实施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其在制度设计和具体的运行中也体现了自身鲜明的特色:最高、全面、有限、独立、一元、理想。

摘要：伴随着国家传统治理方式的改变,现有的信访制度已经难以应对新时期社会稳定的诉求。改革信访制度,首先应当破除单一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利益表达方式,增强作为公民监督手段之一的信访制度实效性。信访法治化需要一个规范有效的权力来保证运行,在维持信访制度功能的前提下,将信访纳入法律监督权的视野或许能够促使信访制度的规范运行,而作为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检察机关在制度设计上已具备吸纳信访制度的条件。

摘要：目前，我国法律监督制度仅仅以诉讼监督为依托，不能适应和谐社会需要。主要表现为：一是侦查权能配置不充分。我国在“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指导下，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相互独立，实行双向制约。公安机关单方面掌控侦查程序，检察机关不扮演主动的角色，对侦查机关的活动没有指挥权。

摘要：随着《宪法修正案》《监察法》和新《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实施,监察委员会业已成为我国的反腐生力军,其在办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案件中与检察机关应当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然而,现实中践行这一原则仍存诸多困惑,如监检现实地位不对等、权力配置不对等、检察监督监察法律缺失、监检衔接机制粗疏等,即使刚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也未能有效解决。因此,遵从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内在要求,在尊重监察委员会的监察监督和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各自特点的基础上进行具体制度设计,构建有效合理的监检关系,是国家监察制度目的实现的重要保障。

摘要：现阶段我国法律监督制度是符合宪政要求和历史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在我国,法律监督权是有别于其他政治权力的制度设计,其实施具有集中性和专门性。为实行依法治国的历史要求,必须进一步完善法律监督权。

摘要：民事抗诉制度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权的一个重要机制，其权力来源于我国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由于其发动主体为检察院——一个行使公权力的部门，主动地介入以私权为主导的领域——民事诉讼，使得其行使权力时显得较“边缘化”；而民事抗诉制度的设计理念及权力分配上的不平衡，也使抗诉权的产生和运行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

摘要：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问题的重大决定》(下称《决定》),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是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对我国未来诉讼制度改革所作出的重大部署。深刻认识、理解并贯彻落实好这项改革举措,对于下一步改革的整体布局,对于诉讼制度的总体再构,都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讲,这项改革是本轮所有改革措施中最具影响力、意义最为深远的改革举措。对于这样一项改革理应给予充分的关注。

摘要：检察权威是检察体制改革追求的一种内在目标,是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的重要基础和必要条件。检察权威是检察机关自身所蕴含的地位、价值、尊严等内在力量以及在检察权运行过程中形成的外在影响力的总和。其包括结构性检察权威、要素性检察权威、状态性检察权威三个层面的含义。公正、高效、法治与和谐,共同构成了检察权威理论的四大价值取向。我国的检察权威并没有因检察改革的推进而加强,而是停留在起步阶段,其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挑战与压力。检察权威的树立,一要检察权本身民主;二要检察制度本身设计的科学,并要解决谁来监督监督者这一社会和理论难题。

摘要：一、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层次解析民事诉讼法律监督的体系化的构筑是建立在监督权力运行的结构价值区位要义基础之上的．属于法律监督权的“顶层设计”．第一层级立法价值设计——法律监督。从宏观法律监督的涉围上看，具有广域性：即法律监督制度应当建立在不同的层面上．最高层面应是建立权力监督机制、第二层面应是建立公益诉讼监督机制、第三层面才是普通诉讼监督机制。

摘要：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表明检察权首先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权。检察机关居于刑事诉讼链条中间环节的制度设计,检察机关有权提起公益民事诉讼、公益行政诉讼并有权进行诉讼监督的法律规定,昭示了检察权的法律监督职能应以司法活动为依托的法理,同时孕育了检察权是具有法律监督属性的司法权的特征。落实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策部署,充分发挥检察权的职能,既需要充实检察权的司法职能,也有必要完善检察机关协助辩护人的制度,还应当在遵循检察官独立思考判断的司法规律的基础上,落实"谁办案谁负责"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