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法律的视角看,强制企业开展自行监测,必须首先明确企业开展自行监测是一项法律义务。自行监测义务的履行必须有配套的保障措施,包括环境监测技术服务市场的建立和规范、自行监测结果法律拘束力的确立、违反自行监测义务的制裁手段的合理设计、污染源环境信息公开义务的强化。

摘要：《预算法》是我国目前最重要的财政法律之一。2014年8月31日，历时十年、经历三届人大、经过四次审议的《预算法修正案》终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并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新《预算法》不仅立法宗旨焕然一新，权限分配、制度安排、程序设计和责任追究等方面也有很大突破，成为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有力推进器，对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影响至深。为展示和解读这次法律修正的精神，本刊特邀国内知名财税法专家，分别从预算治理中的重要关系人、从地方预算自主权、中央是否救助地方债、预算的规范性与有效性、社会保险基金财务独立等角度进行研究，以笔谈的形式发表一组文章，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观察中国财政进步的新视角。

摘要：开曼群岛,作为久负盛名的离岸金融中心,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一的对冲基金热门注册地。在世界排名前50名的银行中,80%银行均在这里提供服务,50%在港交所上市的公司注册地为开曼。开曼作为基金的优选注册地,开曼基金的发展必定会需要法律保障,并存在相应的制度设计和纠纷解决机制。

摘要：死缓虽然是彰显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但在控制死刑的实际执行上并无特效。相反,死缓的名不副实带来诸多的弊端,导致制度运行的结果是不得其利,反受其害。与其对死缓进行于事无补的改造,不如理性地予以舍弃,这既是法律逻辑的合理展开,也体现了对政治话语的准确理解。

摘要：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匮乏又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大国,现实国情决定了我国住宅地权续期的制度设计,不仅是一个厘清权利义务边界、解除社会公众焦虑、关乎民众福祉的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稳定社会预期、促进社会和谐、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政治问题。唯有遵循政治和法律逻辑,严守我国宪法所确认的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底线,以真实民意为依归,才能制定出合乎国情民意的可操作性方案,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摘要：人脸识别技术是集人脸探测、特征抓取、数据匹配为一体的技术系统,它不仅能够基于人脸面部特征进行身份匹配,还能进行深入追踪。人脸识别技术发展的成熟和应用场景的持续拓展,满足了人们对便捷和高效的需求,但其作为一项依赖于信息存储和数据分析的新型智能技术,无边界的应用将使个人信息面临被无限暴露、过度检索和滥用的风险。当下,我国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规制尚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文件和规则措施,通过梳理国内外研究经验,提出在“主体—行为—责任”的逻辑框架下,依据技术发展与法律规制并行的原则,坚持法治与自治相结合的规制模式,从顶层设计、政府监管、行业自律三个角度寻求在人脸识别技术下更合理的个人信息使用模式。

摘要：《婚姻法》颁布实施至今,特别是2001年修正案及后续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几部司法解释,在学术界以及实务界和民众中争议不断。导致争议的症结在于法律概念不明确、制度设置不合理和逻辑体系的不顺畅、原则适用不恰当等婚姻家庭立法和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中的基础理论的薄弱。不解决基础理论的问题,立法的根基不稳,未来新的立法或者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也难以突破其桎梏。抛开婚姻家庭法的制度设置和条款设计本身,从法哲学的角度分析产生问题的本源,夯实未来立法的基础,是破解目前立法和法律适用困境的唯一路径。

摘要：模拟法庭实践教学存在着模拟庭审形式胜于内容,模拟水平总体不高,学生实践能力提升效果不明显等问题。为实现培养目标,改善模拟法庭实践教学效果,应当强化理论教学和提升学生日常学术思维训练能力,树立法律关系或请求权基础的分析框架和证据思维意识,适当扩大“双师”型教师的配备比例,引进法官等司法实务人员参与指导,精心选择与设计模拟案例,增强仿真模拟的对抗和变化。

摘要：人工智能的发展引发了学术界对其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的思考。综合人工智能在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呈现出的特点,可以将人工智能从整体上分为弱人工智能和强人工智能。弱人工智能因其程序和逻辑的形成依赖于人类活动而不具有独立意识和自主决策能力,在更多情况下表现为辅助性质的工具。而强人工智能则具备更强大的学习能力,其能够在人类所设计程序以外的范围凭借自己的意志做出决定并以此行动,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行为能力。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水平持续进步的趋势,不断有学者提出了人工智能可能在未来会产生和人类一样,甚至是超越人类的思维能力和自主意识。学界对人工智能刑事责任主体资格的认定主要表现为肯定论和否定论。综合人工智能发展程度的不确定性、法律内在的逻辑性等多方面因素,笔者认为肯定论的观点实际上缺少足够科学的论证而不易形成有效结论。

摘要：我国票据转贴现面临着顶层设计存在缺陷、监管滞后于金融创新、违法违规操作不断出现等现实困境,应确立票据无因性原则、完善票据转贴现相关立法、运用科技手段加强行政监管等三大应对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