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当前法治指数设计中存在一定的绩效主义逻辑,体现为法治指数设计的绩效化和以绩效评估作为法治建设标准的法治建设绩效化现象,这一逻辑对于促进绩效式法治评估和法治建设发展,提升法治政府建设水平有积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但是这一逻辑的滥用也会衍生唯绩效化、数据失灵、数据失真现象,导致评估的局限性和法治评估效果不佳等问题,因此需要从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反思法治评估中的绩效主义逻辑,切实解决法治工具主义、压力型法治实施体制与法治功利主义观念给法治评估带来的影响,在实践中重构法治评估绩效主义逻辑,探索制定有关法治评估的基本法律,健全完善多元化法治评估主体机制和复合型法治评估模式,并建立能够将法治评估效果有效反馈到法治建设中的相关制度,从而提升法治评估水平,推动法治建设发展。

摘要：地方法治评估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的新现象。法治建设的全面展开、地方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既有的政府考评机制及相关知识的引进,都是地方法治评估兴起的内在动力。顶层设计的缺乏、评估的形式化与封闭化及法治评估结果接纳机制的缺失等问题的存在,使得地方法治评估所具有的功能未能充分地释放。对作为法治评估背景的社会所发生的变化缺乏洞见以及现行的中央—地方关系的制度安排,是导致问题产生的重要原因。有必要强化(地方)法治评估的理论研究、加强对法治评估开放观念的接受及搭建法治评估的保障制度来克服上述问题。

摘要：法治评估也称为法治的量化评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法治水平的评估量化指标体系。但法治评估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在于法治评估结果的正当运用。法治评估结果运用的前提在于评估结果的信度与效度。为实现评估结果的信度与效度,我国应完善现行的法治评估机制。法治评估结果的运用在实现法治评估的根本目的以后,还可以成为改善评估机制、公务员考核、政府预算编制、行政问责、监督机制的重要依据。

摘要：法治评估涉及许多方面,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法治评估指标的设计。目前对于法治评估指标的设计还存在随意性,影响到法治评估的科学性。为了避免这种现象,需要认真研究解决法治评估指标设计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包括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相结合、事实指标与价值指标相结合、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相结合、普遍指标与特殊指标相结合、整体指标与具体指标相结合、内在指标与外在指标相结合。

摘要：能力尤其是核心能力涵盖了人的生活的最重要方面,不具备这些能力我们就不能说一个人所过的是一种具有人类尊严的生活。核心能力与人权体系高度一致,构成了基本权利的来源。同时,能力理论也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正义理论,只是其关注的对象不再是效用或基本物品的再分配,而是个人增进其目标的能力。以能力来解释权利不是一种概念分析的进路,而是关于权利的正义论,涉及权利享有的公平性和质量、通过权利的享有而体现的对人的尊重。权利更多是手段,而非目的,目的是人之尊严。人之尊严有一个"能力门槛",社会目标应当让公民高于这一能力门槛。能力论的权利论关注权利的质量,这对我们当下法治评估及其相关的权利指标体系设计具有现实的借鉴意义。

摘要：法治评估对法治发展具有参与、监督、检验、规范、指引等作用,是新时期推动法治中国建设的重要动力。但实践中,对于何为适格的评估主体,不同主体存在不同认识;不少评估在指标选定上随意性大、严谨性不足,导致指标设计偏差较大,难以发挥客观评价的作用;有的评估则存在方法选用不科学、过度依赖满意度调查的问题,导致结果不客观、不准确。这些问题都会影响法治评估的健康发展,因此,应当为科研院所开展第三方法治评估提供较好的支持与环境,加大对法治评估的理论研究;探索构建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注重指标与法治的关联度以及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发挥指标的评价与引导作用;综合采取客观评价为主、主观评价为辅的方法,提升评估结论的可靠性。

摘要：近年来伴随着相关理论日渐成熟与相关实践遍地开花,法治评估已经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知识新增长点和实践动力机制。尽管法治评估的理论与实践历经10余载的蓬勃发展,发展态势喜人。然而在如荼的繁华背后,也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方法困顿与背反,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反思法治评估的方法论困境以及未来转型之辩难。立足于这一知识生产的学理背景,通过对国内既有的量化法治评估体系的理论基石、评估指标体系设计、评估数据收集和具体权重、评估结果的统计分析以及结果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等具体实施环节所关涉的量化评估方法进行反省与重构,我们发现当前量化法治评估领域存在着理论根基的浅薄、技术保障的欠缺、运算过程的不透明以及评估结果的反馈校验机制缺乏等认知层面和实践层面的误区和偏差。为此,我们有必要澄澈既有混沌困局,将目光投射于既有量化法治评估方法研究的龃龉窘境,围绕着理论根基的夯实、评估方法应用的实践场域、元评估方法的引介与推广以及渐进实验的反馈修正机制的开放式应用等内容展开。最后,中国量化评估方法研究应当坚持实验主义的方法论框架和发展理念,在渐进试错和现实磨合中逐渐发挥其实际效能,探究本土化的法治评估道路。

摘要：法治建设评估指标的设计主要可以分为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两种模式,但存在指标体系开放性不足、评估过程缺乏互动性和评估结果与法治建设之间缺乏连通机制等问题。回应型治理的核心内容在于开放性、整体性和实质性,是与社会需求相同步的治理模式。广州的法治示范街镇创建过程中,通过以评促建、内外结合和上下联合的方式,实现了回应社会需求的法治评估模式,形成了回应型治理法治评估模式。

摘要：法治指数是法治理论与指数计量相结合的产物,是将法治价值指标体系化后进行量化研究的方法。受法治指数的影响,近10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开始运用法治指数评估地方法治。法治指数组织和实施主体缺欠中立性,是我国法治指数实践的突出问题。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地方人大主导法治指数设计和实施的正当性,其有其他主体难以具备的诸多现实优势。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地方人大应重视并参与地方法治指数制度构建,成为地方法治指数的推动者、设计者、实施者和主导者。地方人大应主持地方法治指数指标设计,组织地方法治指数量化评估,主导地方法治指数结果运用,通过法治指数评判司法改革的法治成效。

摘要：中国大陆法治评估运动由普法运动、法治理论研究、境外法治评估实践和法治政府建设共同推动产生,有法治环境评估与法治建设评估两大类型,基于法制和法治理论、社会指标理论和绩效评估方法。法治环境评估侧重于法律制度背景和政治经济社会背景,以客观指标为主,特别注重层次分析法和统计调查法。法治建设评估侧重于法制建设工作,学术界和政府设计的指标分别以客观指标和主观指标为主体,主要采取德尔菲法、统计调查法、绩效评估法和线性计算法。中国未来的法治评估需要直接评估"法治",充分发挥主观指标的功能:政府法治评估应由更具权威的机构进行或将法治评估纳入政绩考核或目标责任考核:公众评估的领域和比重也应该扩大和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