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研项目经费使用包干制是一种契合科研规律与公共财政基本要求的经费管理方式,但关于包干制的内涵及其制度建构,尚未形成共识,存在内涵界定不清、包干方式不明等问题,严重侵蚀相关改革的实效。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应从中国科研项目经费管理的现实情境出发,在分析总结改革政策落地难的基础上,理顺并打通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的法治脉络,并依据中央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的顶层设计,重塑经费使用包干制改革的法治范式,进而推动有助于改革政策落地的具体制度建构,最终实现经费使用“包干制”和“放管服”改革的有机融合。

摘要：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现代财政制度的建立是财税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突破口和着力点,其重点在于建立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财税制度,并确保其法治化运行。在理念阐释上,包括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在内的社会公平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逻辑起点;在目标设定上,现代财政制度对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分别有着不同的秩序诉求;在制度设计上,民生财政、均衡税制和正当程序构成了现代财政制度的基础性要素。当前,中国现代财政制度建立应以预算体制改革及其法治化为契机,构建面向社会公平的财税结构和规则安排,以实现法治框架下的分配正义。

摘要：新时代围绕监察权所展开的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基于历史经验结合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所进行的重大变革。无论是从权力地位、职权范围还是权力行使方式来看,八二宪法第五次修正案所确立的监察权同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监察权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现代法治限制公权力的价值追求以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彰显了当下中国监察体制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坚持党的政治领导、遵循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契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路径赋予了监察改革的正当性。进一步深化监察改革需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着力设计监察权独立行使的限度、监察权反腐败全覆盖与人权保障、监察权同其他国家权力有效衔接的法治化路径。

摘要：《宪法修正案》确立了监察权依法独立行使的原则并在《监察法》中得以贯彻,这一原则规定既是对监察体制改革实现反腐败全覆盖的成果确认,亦是监察权独立行使发挥监察功能与践行监察使命的制度保障。监察权独立行使原则要求监察委员会遵循依法履职、独立行使、内部分工监督和外部制约配合的法治运行模式。保障监察权独立行使实现监察法治,不仅需要法治理论的支撑,还需要从制度上进行细化设计,完善监察权独立行使的运行机制。具体而言,需要清晰界定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与人大监督的辩证关系问题;处理好监察委员会与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机构合署办公引发的国家监察权与党的监察权合二为一的权力行使方式问题;明晰监察权与检察权、审判权各个权力独立行使的边界衔接问题;妥当处理监察权与行政执法机关职能行使之间的配合关系。

摘要：警告、罚款、没收、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手段,是行政处罚制度的核心要素。行政处罚手段的简繁和多少,表征着一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色和走向。在从比较法上考察和分析行政处罚手段设定制度和设计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回顾我国行政处罚手段的演变,围绕行政处罚法的制定和修订,寻求行政处罚手段背后的法治逻辑,进而为抑制实践中“其他行政处罚”的扩张和“变相行政处罚”的弥漫,提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摘要：优化营商环境是新时代全面展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重要窗口的关键进路。法治是衡量营商环境优劣的关键要素,对于营商环境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浙江坚持“顶层设计+基层探索”“先行先试+量化评估”“亲清政商+司法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但仍需在要素降本、政务服务、改革创新、评价机制等方面优化提升。国内外公认营商环境最佳的国家(地区)具有优化营商环境的共性规律,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必须保障经济政策的明确性、市场体系的公平性、政务服务的高效性、法治体系的完备性、要素供给的充足性。该文提出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突破口,重点在政务服务、产业培育、亲清政商与营商评价等领域求突破,全面完善政务环境、市场环境、创造环境与法治环境,建设政务服务示范地、浙商发展策源地、创业创新先锋地、法治营商标杆地。

摘要：警告、罚款、没收、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手段,是行政处罚制度的核心要素。行政处罚手段的简繁和多少,表征着一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色和走向。在从比较法上考察和分析行政处罚手段设定制度和设计理论的基础上,本文回顾我国行政处罚手段的演变,围绕行政处罚法的制定和修订,寻求行政处罚手段背后的法治逻辑,进而为抑制实践中“其他行政处罚”的扩张和“变相行政处罚”的弥漫,提出进一步完善和优化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摘要：当前权力清单改革停滞在政策层面,过于依靠行政手段,一定程度上侵害了权自法出和信赖保护原则,迫切需要法治。尽管权力清单法治化尚未上升至法律层面,但已具备一定的法律依据,不仅有宪法及其修正案提供正当的法治理念基础,也是依法行政原则的重要体现,更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相契合。此外,政策设计下权力清单的弊端、法律进路设计的优越性、主观上权力清单内含的限权性以及客观上良好的行政环境,也使其法治化具备充分的现实条件。权力清单法治化的运行理当遵循法治逻辑,通过权力、责任、程序的法定化以达到保障人权的法治归宿。

摘要：作为国家的根本法,宪法始终面临着创建民主体制、维护民主制度、确保民主效果的任务。释义学无力回应民主制度的建构性功能与宪法发挥效力的全部过程。宪法设计民主制度,并控制民主过程。宪法工程将宪法视作一台机器,可以进行设计。何种民主?如何实现?这是宪法工程的任务。它不强调宪法作为需要进行演绎推理的规范体系,而是分析其作为规则和程序的引导功能,以及作为动力机制的激励功能。宪法工程阐明宪法与民主的关系,沟通规范与现实。它凸显了实证宪法的存在空间和积极功能,推动了政治宪法学的领域扩张。运用宪法工程会带来民主宪法的复归。

摘要：目次一、税率双重属性下的法治逻辑二、税率确定和调整权力运行的观察解析三、税率确定和调整权力配置的法治路径四、结语:税率条款设计的改进之道一、税率双重属性下的法治逻辑(一)税率作为课税要素的法定规制课税要件或税收构成要件理论在税法上至关重要,其具有"税收法定""法益保障"和"税际识别"的功能,①内容上表现为多种税收要素类型。学界通常从基本类型和具体类型两个方面来界定税收要素范围,如有学者提出的税收的定量构成要件和定性构成要件的基本类型区分。②大多数学者从税收要素的具体类型出发,主要涉及税收主体、客体、客体归属、税基、税率等。③可见,税率是课税要件的具体要素类型之一,是为计算税额对课税标准所适用的比例,①其呈现的数值大小与设计的具体形式事关征税的深度与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