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指出,要充分认识网络暴力的社会危害性,依法严惩网络排谤、网络悔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线下滋扰、恶意营销炒作等行为。《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网络暴力犯罪”相关法律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本文将从网络暴力的概念出发,探究其认定标准、梳理其侵害的法益并提出新设罪名的设计路径。

摘要：与对法益本身的研究类似,我国民法学界对于法益之间的效力转换及其冲突的解决规则也很少关注,但这种状况在《侵权责任法》出台和民法典制定的大背景下不得不改变。根据法的第二性原理,法益之间的效力转换及其冲突根源于事实与规范之间的冲突,只有对事实之间的冲突作出精确分类,我们才有可能就法益之间的效力转换及其冲突的解决规则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摘要：法益乃是刑法的目的价值要素,客观主义的目的解释立场要求以法益作为刑法规范特别是构成要件解释的概念指标。确定法益的最直接、最有效方法是"归类定位",即在明确类型性法益的基础上再进行个性化甄别。法益概念应在刑事司法作业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摘要：社会利益价值的多元化导致法益概念的日渐扩展,生态法益成为新的法益类型,但并不必然意味着应当在刑法中改变现行基本体系和结构另起炉灶。为彰显生态刑法的重要性,生态犯罪的刑法体系应当以现行《刑法》第六章第6节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为基本体例。以风险防控为分析工具,改变生态刑法人本中心的价值观,重估生态在刑法法益中的独立意义。在生态犯罪的罪量认定标准上,通过弹性的罪量标准设计,建构多维的评价标准,从而最大限度地避免未被明确列举的危害行为处罚间隙的问题。

摘要：虚假广告罪的法益是商品或服务的正当竞争和交易。虚假广告罪的法益具有说明虚假广告罪的犯罪对象范围、准确界定虚假广告的"虚假"内涵、合理认定虚假广告罪与相关犯罪的关系的功能。

摘要：民法典编纂是国家立法工作的重要环节，也是近年民法学界的热点问题之一。自2016年7月5日中国人大网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以来，学界就此展开了热烈讨论，也出现了一系列丰硕的研究成果。在肯定草案的科学性与进步性的同时，很多学者也就草案的未尽事宜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权利、法益区分保护及其在民法总则中的体现——评〈民法总则（草案）〉第五章》一文立足我国的司法实践，结合既有法律规定及学界观点，对草案第五章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评议。作者认为权利与法益区分保护机制在草案中是存在的，但同时也表达了对民法总则立法重蹈《侵权责任法》阻塞权利、法益分别保护路径的担忧。作者建议及时总结继往立法与司法实践中业已形成的权利与法益区分保护的经验与教训，在民法的“权利本位”的实质内涵澄清、“权利义务对等”的实践意义彰显、宪法基本权利的部门法实现路径完善以及习惯中的权利上升路径疏浚等几个事关民法全局的根本性问题方面，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人体组织与民法总则：一个立法不应回避的问题》一文认为，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大量出现涉及人体组织的相关案件，基于我国民法理论已经达到的研究水平以及国际上民法典制定／修订的最新趋势，人体组织已成为一个立法不应回避的问题，草案未规定人体组织的这一漏洞应当在后续的立法活动中予以补全。作者建议将人体组织定性为物，使其能够得到物权法的保护，在此基础上，以融通性为标准对其作区分处理。本专题所组的两篇文章从上述两个视角对民法总则立法提出了各自的质疑和建议，既有宏观研究又有微观考察，在此期望我们的研究能为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工作提供一些借鉴和参考，也希望更多的专家学者参与我们的讨论，并不吝赐稿。

摘要：伴随着各类剪辑、二次创作、搬运影视作品片段的短视频兴起,长短视频之间的著作权争议日益凸显,在刑法领域引发了是否以“侵犯著作权罪”规制的探讨:以切条短视频为例,免费提供视频仅利用积累的受众量获得广告变现的机会,此运营模式是否属于“以营利为目的”;切条短视频的传播是否实质性影响到原作品的市场价值,并具有社会危害性;对切条短视频的刑法评价是否与对完整复现的侵权作品评价一致;如何判断切条短视频与原作品内容是否达到同一性;以及以非法经营数额、被侵权作品数量及点击量追诉的可行性。切条短视频入刑的前提,必须明确切条短视频民事违法且达到严重危及公共利益的程度,同时与原作品达到实质性相似,否则应当克制性地进行刑法“否定性”评价。

摘要：数字时代读者信息是图书馆的重要资源,基于国家数据保护制度的顶层设计,以及读者信息内部的差异,需要选择精细的刑法保护模式。读者隐私信息具有浓厚的私密性,以隐私权为法益底色;读者个人信息兼具私人性和社会性,以一般人格权为法益本色;读者非识别型借阅信息具有强烈的社会性,以数据权益为法益原色,基于属性区隔和法益异殊,刑法保护模式也应有所区别。首先,读者隐私信息应以人格权保护模式为方向,运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和侵犯通信自由罪等罪名对读者隐私信息从严保护;其次,读者个人信息亦需以人格权保护模式为指向,合理适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读者敏感个人信息强势保护,对读者一般个人信息恰当保护;最后,读者非识别型借阅信息应当以公共秩序保护模式为导向,适用数据类犯罪保护图书馆的权益。

摘要：一、问题的提出所谓使用性盗窃,是指行为人基于返还的意思,未经允许而私自暂时性地使用他人财物的行为,属于民法理论所说的无权使用(furtum usus)的表现类型之一,与之相似的还有使用性侵占行为。我国刑法理论通说认为,使用性盗窃并不具有盗窃罪的刑事可罚性,因为行为人并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缺乏成立盗窃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要素(否定说)。[1]但近来有少数学者认为,使用性盗窃并非一概不具有刑事可罚性,当造成了相当利用可能性的妨害[2]或者导致他人财物遭受较大折损消耗[3]时。

摘要：受环境问题及环境刑法的特质所决定,环境刑法研究应突出强调整体思维,兼顾环境刑法在环保制度体系中的合理定位、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的关联、国家的基本刑事政策背景以及环境刑法的犯罪学视野。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需要调整,犯罪圈也应适当扩大,但"生态中心主义"立场上的"生态法益"、"生态犯罪"理念并不可取,环境危害的可罚性不应过分夸大。环境刑法领域不应实行严格责任,增设环境犯罪的危险犯规定也不是最优选择。解决问题的合理出路在于调整环境刑法的保护法益,即将人类的环境利益作为基本的保护法益,设置环境危害意义上的结果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