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刑法设立骗取贷款罪的初衷,在于处罚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手段骗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的行为,以维护金融安全。骗取贷款罪的法益是以信贷资金安全为内容的贷款秩序。实务中所认定的许多骗取贷款案,忽视骗取贷款行为自身应有的诈骗性质,对“欺骗手段”作扩大化理解,对骗取贷款行为缺乏实质危险考查,从而导致骗取贷款罪处罚范围过宽。现行刑法对该罪的结果、情节双重入罪标准的特殊设计,为不当地处罚不具有可罚实质根据的行为提供了支撑。基于民营企业发展的现实需求,在立法上限缩骗取贷款罪的成立范围,删除“有其他严重情节”构成要素,是明智之举。建议以“造成重大损失”为入罪基准,合理规范骗取贷款罪的处罚范围;在升格法定刑中基于行为已然造成重大损失,再考虑是否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合理安排法定刑。

摘要：环境教育法律法规如果不设计一些符合实际需要的制度和机制,最有可能虚化,沦为形式,浪费立法资源,降低立法信用。环境保护虽然是国家的职责,但是不能离开公众的理解、配合、参与和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对公民的教育和说服。可以说,环境教育立法是环境守法和捍卫环境法益的基础。我国2011年宣布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体系。

摘要：一般人格权的侵权法保护路径问题涉及到侵权法的制度设计。一般人格权虽名为"框架性权利",实质上为法益,其保护力度选择乃"行为自由"与"权益保护"二种价值平衡的结果。拟制与衡平是一般人格权侵权保护的方式,但这两种途径均需借助侵权法一般条款,借助司法过程的裁量得以实现。如此,一般人格权成为具体人格权的"母权",其中的特定法益成熟后,会上升为具体人格权。

摘要：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争论焦点在于对犯罪构成要件应当站在什么立场解释的问题。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乃本土自创,但一直以来被披上实质刑法观与形式刑法观以及本体刑法与功能刑法之争的外衣,否定二者的调和性,也导致了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论概念的混淆。两种理论支持者在对对方的主张存在误解的基础上为对方设计一个虚无的靶子狂加批判,造成了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争的混乱局面。文章通过梳理争论的来源,明确双方均存在一定的误解,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本质均受法益和国民一般预测可能性双重标准所指导,两者是无争论之必要,应当走向融合。

摘要：近年来,以"习水县公职人员嫖宿幼女案"为典型的多起嫖宿幼女案件被频频曝光,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极大愤慨。嫖宿幼女罪自产生以来,废存之争一直不绝于耳,实践中的很多案件也因为嫖宿幼女罪的存在而备受争议。本文试图从揭示嫖宿幼女罪中的相关缺陷,来探究此罪的设计的不和谐之处。

摘要：20世纪中后期,随着纯粹国家管理模式的式微和公共治理模式的兴起,以开放、参与和协商为特征的软法机制应运而生,为行业自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支撑。软法治理强调协商与自治、反对强权与专制,与行业自治的精神在本质上相契合。《民政部等八部委关于推进行业协会商会诚信自律建设工作的意见》（民发〔2014〕225号）（以下简称《八部委意见》）要求“行业协会商会要根据行业发展要求,研究制定自律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