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江西南昌汉代海昏侯墓考古发掘从开始至今取得了丰富成果,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出土的青铜器装饰精美绝伦,工艺细腻、精湛,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历史文化的延续与传承需要通过创新的方式对文化进行解读与再创造。通过创意的设计方式将海昏侯青铜器纹样与文创产品结合,一方面可以传承与发扬汉代文化,另一方面可以为现代设计提供新的思路。

摘要：海昏侯墓“孔子衣镜”纹饰的七位孔子弟子,总体上遵循着“前三后四”的结构。所谓的“前三”,直接与孔子认为的理想人格“君子”有关。也就是,纹饰中颜渊、子赣、子路这三位弟子是与孔子作为固定的师徒组合出现的。他们排列的先后顺序所反映出的地位高低,是海昏侯刘贺所生活的武、昭、宣时期的一种普遍意识,而这样将三人组合并排序的依据,便是孔子提出的“君子道者三”的理论,反映在纹饰中便是他们分别为“仁者”“智者”“勇者”的形象。因此,三人依次为武、昭、宣时期汉代人眼中孔门最为重要的三大弟子,是他们学习的“君子”典范。

摘要：海昏侯墓出土的器物展现了辉煌的艺术成就。本文分析了汉代马车的构造部件,并且以车衡、车辕、车轭、车伞以及车轴作为载体,对出土的车器进行了分析。从功能、外观和材料工艺等方面对出土车器的造型艺术进行了研究,以期对现代设计的设计理念和社会文化层面有所借鉴。

摘要：通过“孔子传记”与《史记》的文字对比,可见海昏侯墓衣镜画像中“传记”的书写主要依据《孔子世家》,并间或参照了《仲尼弟子列传》和《太史公自序》,而仅有个例受《公羊传》的影响。其图案所描绘的孔子“长人”和“布衣宗师”的形象,又可见“孔子图案”,与《孔子世家》中同样吻合。如此,海昏侯墓“孔子画像”的整体创制,便是以《史记》为根本依据,“传记”与“图案”两部分可互为参照。

摘要：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出土有一件神兽玉饰,这一神兽形象以往多见于东汉至隋唐石刻雕塑中,海昏侯墓神兽玉饰将这一图像的出现时间推前至西汉中晚期,关于这一神兽的确切名称与源流,学界有"畏兽"、"乌获"、"方相氏"等多种说法。笔者试以海昏侯墓出土的神兽玉饰为切入点,探求这一形象的来源与演变,通过上溯源流,为神兽定性、定名。

摘要：南昌海昏侯刘贺墓出土漆器约三千余件,数量极多;纹饰精美、器型丰富,无论数量还是工艺,均为西汉漆器艺术的集大成者。但根据漆器纹饰、器型,并结合海昏侯刘贺的人生经历来看,海昏侯墓中出土的漆器来源较为纷杂,本文试从漆器纹饰与铭文入手,浅说海昏侯墓出土部分漆器的扬州来源(“扬州”一词,古今异义。今天的扬州地区,西汉为“广陵国”,属徐州刺史部;西汉时的“扬州”,为十三州刺史部之一,不辖广陵国。为表述清楚,本文中所称“扬州”与“扬州地区”,均指今江苏省扬州市及附近区域,其地域约为汉广陵国;西汉的“扬州”,本文称“扬州刺史部”)。

摘要：装饰纹样是传统器物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昏墓的车马器的装饰艺术呈现绚丽的艺术效果,其装饰纹样题材多样,采用了多种图案组织手法,图形元素的组织呈现自然、严谨、丰富多样的特点。在装饰工艺上大量采用极其复杂的错金银工艺、通体鎏金以及雕刻等工艺手段,使得车马器呈现了绚丽、精美的视觉感受。海昏墓的车马器装饰艺术是当时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美学观念和文化思想的体现,蕴含着汉代的文化审美和精神内涵。

摘要：中国的漆文化有着七千年的长远历史,它不但蕴含着我国民族的审美价值,也代表了我国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社会的变革与科学的进步,再加上其他工艺美术对漆工艺的影响,战国时期漆器制作的装饰工艺和使用价值达到了第一次兴盛。两汉尤其是西汉王朝,漆器的工艺在战国与秦代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更是涌现了很多精致灵巧的漆器。文章从海昏侯墓及"孔子漆器屏风"的思想性出发,探究汉代漆工艺的思想文化及传统装饰工艺对现代漆艺的启发。

摘要：汉代继承沿袭了秦朝的政治制度制度,但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尤其是在文化艺术方面,汉朝则继承了楚的文化,这些在出土于海昏侯墓车马坑的青铜错金当卢表面鎏刻的花纹上可见一斑。海昏侯墓青铜错金当卢装饰充满激情、富于想象,富含强烈的神话气息与浪漫主义精神,充分体现了楚汉艺术的审美。

摘要：南昌西汉海昏侯墓所出土的三枚玉印,由于资料披露的有限性等原因,迄今未得到学界足够关注。本文针对"大刘记印"的印文、钮部,无字玉印的形制、功用以及"刘贺"玉印的印面、钮式等问题,进行了精察细述,并以汉王朝为时代背景,通过与相关文物资料的多维对勘,对三枚汉玉印的性质、工艺及篆刻艺术风格,进行了独特而详尽的论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