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近代书法理论的发展进程中,清代碑学已全面凸现出书法的近代意义,这不仅表现在理论的体系化建构方面,也表现在书法理论的人本主义倾向方面——碑学全面挣脱了古典书法儒道释的文化羁绊,而以张扬天才、人性为主导倾向,树立起近代意义的艺术精神基准。碑学产生的契机,源于十九世纪末中西文化的碰撞融合的整体文化背景,由此,从艺术精神的泛化来说,碑学的共时性意义要远远大于历时性意义,我们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将碑学视作中国书学由古典形态向近代形态转换的标志。事实上,由于至今我们对碑学的认识仍存在观念上的误区,所以我们对碑学的文化阐释尚处在一个启蒙阶段。但即使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们对碑学走向近代化这样一个宏观趋向,仍是能够予以把握的。同时,这也是我们认识、理解现代书法理论发展的基本前提,失去对碑学宏观的历史把握,我们便无法在真正意义上理清现代书法理论发展的整体脉络。

摘要：中国三千多年的书法史漫长悠久而充满曲折,从商周甲骨文到清代碑学,一部中国书法史也是汉字字体、书法风格不断演变、发展的历史,从而汇成中国书法三千多年的艺术长河。书法风格发展演变的原因是多元的,其中书法家立足于艺术发展规律和时代需求,基于"力矫时弊"的创作目标进行书风变革和突破,是中国书法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力矫时弊"体现了书法家群体对书法规律的深层掌控和艰辛探索,也表达了社会时代背景、心理文化思想等复杂面貌。

摘要：近代以来,一部分书家恪守清代延续下来的传统,把碑派进一步发展;另有一部分书家在探索碑帖结合的道路,以期弥补碑学之缺憾。到了20世纪初,作为＂新文化运动＂先驱者之一的沈尹默高举帖学大旗,重振古典书风。沈尹默所走的书学道路与吴昌硕、康有为、于右任、黄宾虹等人不同,他不是入碑出帖归于碑,而是出碑人帖归于帖,成为现代帖学的第一面旗帜。清代碑学中兴后,帖学冷落,沈尹默先生深刻审视书史,突破清人传统,尽管他还有缺憾和时代局限,但他顺应书史发展规律,以自身实践和书法理论为帖学摇旗呐喊。在沈尹默及马叙伦、潘伯鹰、白蕉等人的努力下,以上海为中心的书坛出现了一股恢复＂二王＂书系的艺术思潮。

摘要：阮元、包世臣、康有为虽同被誉为"清代碑学运动的三大重镇",为倡导碑学殚精竭虑,但三人的崇碑观点和努力方向是各不相同的:阮元"汉隶为贵"、包世臣"倡导北碑"、康有为"力尊魏碑"。文章试图通过分析他们各自的代表性书论著作,找出三人崇碑思想的核心并简析其产生根源,从而更深刻地认识三人的碑学思想。

摘要：一关于书法教学观念,我认为有必要对今天所能见到的、听到的教学观念作一番清理。这绝不意味着对艺术风格多样化的一种否定,而是要了解现状,了解现在存在的问题。清理的目的有两条:一条是传薪,一条是发展。我的书法观念首先是跨越清人,突破清人对我们的笼罩。观念的交叉就在于碑学和帖学的不同。

摘要：客观公正地说,在书法史上,当代篆书可称得上是一个全面复兴和多元发展的时代。当代篆书具有书史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举凡甲骨、金文、小篆、楚、秦简、权量、诏版、盟书、帛书、碑铭、汉碑额等等,皆进入书家的创作视野。这在书史上也是少见的。

摘要：齐白石为近现代书画篆刻大师,中国画之外,在书法、篆刻上成就突出。文章讨论了齐白石书法的艺术来源、主要风格,并对其篆刻成就作精要品评。

摘要：一复古与创新复古与创新的交替,是贯穿在中国书法史的一个有趣的现象。宋人尚意书风的出新,元人恢复魏晋的复古;明人狂放书风的出新,清人董赵书风的复古;清代碑学至上的出新,民国帖学回归的复古;二十世纪西方艺术视野的书法探索的出新.

摘要：河北清代碑刻概述王素芳碑者，刻文纪事之竖石也。它是古代＂盖欲以文辞托之不朽之物质，以永其寿命＂①的智慧创举。它以其朴实无华的质地，意随笔动的书法，包罗万象的内容，构成金石文化之大宗；以其＂资乎史才，其序则传、其文则铭。标序盛德，必见清风之华；昭纪鸿懿...

摘要：丑的含义有两种：一是凶、邪恶，即伦理学意义上的丑恶；二是样子难看，即美学意义上的丑陋。视觉艺术之丑是指丑陋，但与丑恶亦不无联系。先贤们创造汉字无疑为一大美事，但最初的汉字在今天看来，只是尚待成长发育的丑小鸭。千百年的淘冶，革除汉字中丑拙的因子而求其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