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7年10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是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这部法律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然而由于其涵盖面广、制度设计难度大,加之中国所特有的国情等原因,使得本法适用中仍然存在诸多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问题。理论界和实务界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广泛而热烈,本刊特约请有关学者,对其中之物权行为、共同共有、不动产物权等方面内容展开深入探研,并撰文如下,以飨读者。

摘要：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自其创设以来就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理论纷争。对该理论的取舍对我国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和制度设计影响深远。物权法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完全进入建设性社会的法治时代,标志着中国财产支配领域的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健全。但是,我国物权法最终并未采取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和善意取得制度在保障交易安全方面的机能各有所长,都应在物权法的制定中体现,以适应未来民法发展的需要。

摘要：以物权行为理论为研讨对象,试图在剖析该理论内部层次关系以及探究物权行为与其他制度的逻辑关联的过程中寻求一种逻辑与价值并行的法律方法。文章在形式上追求法律逻辑体系的完整与协调的同时,在内容上贯穿了法律价值体系的合理性,再现了物权行为这种融价值与逻辑的制度设计。

摘要：物权变动规则在可资借鉴的比较法层面,主要是对德意志抽象物权契约的取舍问题。物权行为其核心是指向物权法效果的意思表示,并通过交付、登记和其它外在形式表现出来。物权合意的客观存在有其立法和现实证据。物权行为理论能够解决我国民法适用中困惑的问题。民法的诸多制度设计均涉及民事行为无因性,我国未来立法将会采纳。

摘要：市场经济模式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方式以促进资源的效率利用。排他权的创设是资源有效利用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这种权利必须是可以转让的。物权是直接支配特定物并具有排他性的权利。关于物权移转存有两种制度设计，即交付原则与合意原则。

摘要：物权的设立和转移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为了完善我国的物权制度,本文对大陆物权法确立的一些基本原则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和考察。在明确各原则的含义、内容和立法依据的前提下,阐述了作者关于制度设计方面的具体意见。它包括,我国的物权制度亦需要贯彻法定原则的原因;国家与国营企业之间设定的权利与一物一权原则的矛盾;物权行为独立原则的时代意义以及公示原则与公信原则功能上的差异等问题。

摘要：物权变动制度作为产权交易的“总控性”制度设计,对于产权交易效率具有重要意义。但其既抽象又宽泛,涉及到物权债权关系、物权法定原则、公示公信原则、交付方式、物权行为、无权处分、善意取得、不动产登记、特殊物权变动等一系列重大理论的认识以及物权法的整体结构。上述“辐射广域性”和“体系复杂性”导致既有的研究往往仅窥于一面而难顾整体,故在当代物权法理论研究中,针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偏多,而整体性和系统性研究偏少。烟台大学刘经靖教授所著、由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并入选“光明社科文库”的专著《从私法范畴到政策维度——当代物权变动制度的哲学反思》作为物权变动制度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从“系统论”和“制度生态论”的角度对物权变动制度进行了哲学层面的反思,在多个角度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原创性,对于丰富和完善当代物权变动理论研究具有积极意义。

摘要：2016年6月2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草案），接下来的7月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了征求公众意见，在其网站全文公布该草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又一次制订民法典努力。为积极参与我国民法典制订的进程，我们《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特地委托柳经纬教授，代为约集民法学界老中青三代贤达，共话民法典的制订。这一组笔谈我们将发表5篇文章。其中3篇文章与这份《民法总则》（草案）直接相关。崔建远教授的《处分行为理论真的那么美妙吗？》一文，通过对德国民法上处分行为理论的梳理，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的《民法总则》（草案）采取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相区分的设计，并非制度选择的上上之选。而柳经纬教授的《民法总则制定中的若干问题》一文，则条分缕析他眼里《民法总则》（草案）中尚待商榷的问题，包括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行为指引还是行为指控、法人组织还是非法入组织、权利救济还是民事责任、消灭时效还是诉讼时效等。钟瑞栋教授的《民法典的理性与知识产权法》一文，则从知识产权法的角度揭示了民法典理性的内涵和外延，尤其是通过商标法揭示了民法典形式理性的外在冲突，通过著作权法反思甚至批判了民法典实质理性的内在冲突；钟教授通过这些研究得出结论，通过单行法的方式解决民法典的理性与知识产权法的冲突，乃是缓解矛盾的不二法门。而另外2篇文章，则通过历史的视角来观察民法典的制定。王志华教授的《论民法典的革命性——制定中国民法典的时代意义》从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乃至俄罗斯民法典的制订与革命的关系着手，为我们重述了其他国家民法典制订的历史，也为中国民法典的制订提供了颇为广阔的时空坐标。而郭锐副教授的《抽象理论与现实关怀——以法人概念研讨和中国经济转型为例》一文，则通过对“法人”概念的探究，重述1980年代中国法学界民法与经济法的论战，进而为这一轮民法典的制订提供一种历史维度。我们希望这些讨论，只是中国法学界内外共同努力推动民法典早日颁布的尝试之一。只要这一伟大的事业尚未成功，我们将继续矢志不渝地关注其进展。由此，我们随时期待学界更多讨论民法典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