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如何设计科学、有效的犯罪化策略,实现科学立法、全民守法,是我国刑事法治建设的首要难题。国家的犯罪化策略与公民的守法策略是一种动态博弈关系,当国家按照不得已原则制定刑法、公民选择自愿遵守时,则国家与公民双方利益最大化,是一个稳定的纳什均衡,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人均不易形成改变博弈策略的动力。以此为镜鉴,实践中需严格恪守犯罪化的过滤机制,大力畅通犯罪化的沟通机制,逐步完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的协同机制,如此方能实现犯罪化策略与守法策略的动态均衡。

摘要：对于欺诈性贷款行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仅规定了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 ,而对一时占用的贷款诈欺行为未给予应有的关注 ,实践中也仅作为民事不法行为处理。应将贷款诈欺行为予以犯罪化 ,《刑法》应在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之外设计一个堵截的构成要件———贷款诈欺罪 ,以惩治那些主观目的难以证明和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转贷牟利目的的贷款诈欺行为 ,并对贷款诈欺罪的罪刑规范进行具体的立法设计。

摘要：一、严而不厉——刑法结构的理想模式 如果说犯罪化(criminalization)与非犯罪化(decriminalization)、刑罚化(penalization)与非刑罚化(depenalization)是二十世纪世界各国刑法改革的主题,那么,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重刑化还是轻刑化则是中国当代刑法改革在制度层面所面临的两大现实选择。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储槐植先生在《严而不厉:为刑法修改设计政策思想》一文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我国刑法结构改革的方向应当是刑法结构“严而不厉”的思想,得到了学术界同人的广泛认同。按照储槐植先生的见解,严而不厉的刑法结构要求刑法典严密刑事法网、严格刑事责任,同时刑罚不能过于苛厉,罪刑应当均衡。

摘要：信息网络时代,应当确立犯罪化与非犯罪化并轨运行的刑法理念,合理把握网络服务行为刑法规制的限度和范围。《刑法》第287条之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设立,与其说是"共犯正犯化",不如说是"从犯主犯化",即帮助行为从"从犯"上升为"主犯",受到更为严重的刑法否定评价和刑罚处罚。该条第3款"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意味着"以刑定罪",在不同罪名之间形成刑罚轻重的层次。运用"二次违法性"和"共同犯罪脱离"的理论,可以实现网络帮助行为非犯罪化的效果。

摘要：交通肇事后肇事者逃逸现场的现象有增无减,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我国刑法典目前将逃逸行为依附于交通肇事罪,只作为交通肇事罪的一个情节,不利于对这种行为的抑制和打击。逃逸行为与肇事行为相比,有自己独立的罪质,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符合独立犯罪的本质特征,理应对其进行独立的刑法评价。我国刑法应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使逃逸行为脱离交通肇事罪,实现独立犯罪化。

摘要：近些年来伪造、篡改档案行为频发,且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充分的刑罚当罚性,不仅危及档案工作的公信力,还侵害公民的受教育权、劳动权等宪法性权利,通过行政与民事手段治理此类行为均存在缺陷。但是,目前我国《刑法》并没有设立伪造、篡改档案罪这一独立罪名,导致对该行为的刑事规制面临罪名适用不当、惩治效果不足、震慑作用有限的困境,因此刑事立法亟须将伪造、篡改档案的行为犯罪化。《刑法》增设伪造、篡改档案罪能够回应档案治理的现实需求、体现刑法的积极主义立法观、促进档案治理行刑有效衔接的实现,立法过程中可借鉴国内既有的档案类犯罪的立法经验和参考域外伪造、篡改档案类犯罪的立法实践。应当明确伪造、篡改档案罪的保护法益、体系地位和犯罪构成,厘清本罪与其他相关罪名的犯罪竞合问题和本罪的犯罪形态问题。

摘要：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的刑法保护须通过集成电路侵权行为的犯罪化以实现。集成电路侵权行为犯罪化符合我国刑法修订犯罪化的总体趋势,与刑法谦抑性原则并不矛盾,体现了我国当代法治的基本精神。我国应选择立法路径来实现集成电路侵权行为的犯罪化。在立法模式的选择上,应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统合的犯罪界定模式;在构成要件的解释上,应将布图设计解释为与权利人受保护的布图设计相同或相似的布图设计;在犯罪成立的阻却上,应充分考虑权利穷竭、独立创作、强制许可、善意侵权等犯罪阻却事由。

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而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实现,最主要的还是依靠价值规律和价格机制的作用,即通过反映价值运动的价格信号的变化来调节市场供求的数量和结构,引导资源配置,促进技术进步,发展经济。因此,价值调控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反观我国的市场状况,已经历了价格猛涨、通货膨胀到如今的价格猛跌、通货紧缩,而这些现象多与市场上的价格违法行为有关,因而,为防范价格违法行为,确保市场秩序的健康和稳定,是否应将价格违法行为予以犯罪化成为理论界争论颇多的问题。笔者就此对价格违法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及其制度设计作一初步的探讨,并提出立法建议,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摘要：面对毒情形势的急遽恶化和禁毒政策的效果不佳,理论界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毒品治理思路:一方面,部分学者回归对严禁政策正当性和有效性的反思,并从不同角度倡导吸毒合法化,这种观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已经在许多西方国家中付诸实践。另一方面,也有学者坚持主张必须诉诸刑罚,将吸毒行政违法行为予以犯罪化。上述两种观点始终交织于禁毒法律的制定与运行过程中,各有利弊,纷争不断。就我国的现实国情而言,吸毒合法化缺乏社会基础,而吸毒犯罪化亦为刑法谦抑性的要求所否定。因此,《治安管理处罚法》和《禁毒法》关于吸毒行为的行政违法定位是较为适当的。但是,随着社会法治观念的进步、毒品控制政策的变迁和吸毒人员定位的转型,须更加注重吸毒行为法律处遇的宽缓化、涉毒行为法律评价的差异化和戒毒制度设计的医疗化,以此探索出更加理性与科学的毒品治理路径。

摘要：目前我国金融证券市场还不成熟,"老鼠仓"这种背信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地破坏了金融证券市场秩序,给投资者造成巨大的损失,然而刑法尚未有针对此类行为的规定,因此无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追责任,只能以行政处罚了事。应将"老鼠仓"行为予以犯罪化,《刑法》应增设金融从业人员背信罪,以惩治"老鼠仓"这一背信行为,并对金融从业人员背信罪的罪刑规范进行具体的立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