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学界的主流观点以及现行立法对我国刑事诉讼目的皆持“二元论”的立场,即一方面为惩罚犯罪,一方面为保障人权,并没有把“犯罪治理”作为刑事诉讼的一个目标。从刑事政策的视角来看,这样的程序设计并不妥当。未来的刑事诉讼法修改,应该考虑赋予诉讼程序在治理犯罪方面的制度功能。

摘要：通过对1983年以来我国拐卖犯罪立案情况、法律法规、行动措施的考察,采用“犯罪整体态势+标志性事件”的判断标准,结合“制度+行动”的治理架构,依据“国家控制+社会参与”的分析主线,可将1983—2022年我国拐卖犯罪治理的进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分别表现为: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与打拐行动的持续发力;部门协作的制度设计与社会力量的初步发展;反拐制度的系统构建与全民反拐的协同共治。回顾拐卖犯罪近40年的治理进程,可以发现国家逐渐建立起“治罪—治理”的双重控制、“权力—权利”与“权利—权利”的双重保障机制,从而使我国拐卖犯罪态势基本得到有效遏制。

摘要：作为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我国的犯罪治理活动主要是在运动式治罪和日常性治理这两种犯罪治理模式的组织、设计与引导下运作和开展的。从文化视角出发、以文化的规范性为分析工具,着重对运动式治罪模式和日常性治理模式进行文化研究,并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制度、文本或话语四个层面上对前述两种犯罪治理模式进行文化规范性反思与解读,从而开放出"运动式治罪的式微与日常性治理的兴起"这一关涉犯罪治理发展规律的重要问题。

摘要：强制报告制度的出台为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治理提供了破题之策,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新生制度的不足之处。为推进学校强制报告制度的具体实施,需要从主体驱动之维厘清"学校主体"的内涵范围;从报告内容之维明晰具体案件情形;从责任规制之维强化学校各类型主体的责任设计;从协调联动之维构建学校与司法、群团组织的社会支持体系,真正使学校强制报告制度成为解决学校痛点的良方,织密学校场域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

摘要：历经数次专项行动,我国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形势有所缓和,但在一些地区,犯罪问题非但没有得到遏制,犯罪的恶性程度仍在进一步升级。由于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是一个全球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的打击人口贩运活动中,业已形成了国际、区域、国内三个层面的犯罪治理机制,构建起以惩罚、预防和保护为核心的犯罪治理体系。通过对长期“反拐”工作的反思与总结,我国通过顶层设计形成了“预防、打击、救助、安置”于一体的犯罪治理长效机制。但当前我国的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犯罪治理机制仍然存在立法与量刑的不协调、惩罚与治理的不平衡以及社会参与不足的问题。为了完善拐卖和收买妇女、儿童多元治理机制,应从源头治理、科技打拐、社会参与等方面提升“反拐”的“法治化、协同化、科技化、社会化”水平。

摘要：网络直播便捷性、互动性、广泛性等特点给网络犯罪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遇,犯罪团伙利用直播平台设计的虚拟货币奖励机制,诱惑用户通过抽奖、竞猜等娱乐互动游戏充值购买直播平台的虚拟货币,再通过线下返现的方式构建起完整的赌博链条。近年来网络直播赌博案件呈高发态势,涉案人员众多、涉案金额巨大,给社会稳定和公民财产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本文分析了当前打击治理网络直播赌博犯罪面临的问题,提出完善监管体制、加强防控能力、细化公安机关办案流程等建议,提升对网络直播赌博的犯罪治理能力。

摘要：《关于办理醉酒危险驾驶刑事案件的意见》首次在刑事司法领域规定了公益服务元素,突出体现在犯罪治理新的形势要求中,引入公益服务的时代价值和必然逻辑。从中外实践看,现阶段的公益服务呈现出适用范围向普通刑事犯罪扩展、服务种类向修复过渡、启动环节向公诉前移、程序主体向司法转变的特点,也引发功能定位不明确、实际操作不规范、服务质效难保障等问题。对此,应当系统建构公益服务考察机制,前置应用于审查起诉阶段,并探索后置纳入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在适用范围、操作过程、考察评价等方面予以设计、规范,发挥公益服务在刑事司法领域上的贯通作用,助推犯罪治理现代化路径建设。

摘要：犯罪治理不仅是针对犯罪人的国家治理,也是关涉整个人口的社会治理。科学评价犯罪治理绩效,依赖于包括人口数据在内的各项社会数据的支撑。犯罪治理模式的演进受客观治理资源的制约;人口年龄结构转型与犯罪治理模式演进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于“年龄效应”的相对不变性。结合联合国公布的人口老龄化指标,以及1949年建国、1978年改革开放、2000年跨世纪等特殊年份,中国犯罪治理模式演进过程呈现为:在人口年龄结构年轻型社会阶段,政治运动总体治理(1949年建国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人口年龄结构成年型社会阶段,运动治理迈向常规化(1978年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在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社会阶段,依法治理常规化主导(2000年至21世纪20年代中期);在人口年龄结构深度老龄化社会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形成(2025年至21世纪30年代中期)。通过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宏观社会制度设计、微观符号这四个层面的规范性比较,探寻中国犯罪治理现代化的路径。

摘要：贩运人口已成为亟待解决的全球问题。自2004年以来,日本一直在制定并实施打击人口贩运的相关措施,公布的受害者人数也在逐年减少。然而,对情色业和廉价劳动力的大量需求以及国际环境的影响,日本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无法全力关注贩运人口受害者权益,也无法彻底杜绝加害者收割受害者利益的现象。据政府官方报告及学界研究资料显示,日本下一步要做的是有效开展相关犯罪治理工作,继而在起诉、保护、预防三方面改正存在的不足,全力扭转贩运人口案件形迹隐藏、犯罪分子逍遥法外、受害者权益丧失的局面。

摘要：囿于国家监管要求,多数正规网贷平台均已暂停校园贷业务,但随之衍生出更为隐蔽的网络金融贷款服务的小平台和线下私贷仍涉足“校园贷”,其引发的“校园贷”犯罪问题相较以往更加复杂。一方面,缘于大学生消费能力弱、消费欲望强烈、金融法律知识不足;另一方面,网络科技企业、银行、电信等相关部门对其所属平台及其业务范围内的违法犯罪活动缺乏有效监管,高校及公安机关对“校园贷”犯罪的风险防范意识、预防打击能力不足。为此,必须科学设计,标本兼治,构建常态化校园安全防范教育体系,加强高校对校园安全环境的监管力度,结合“清朗”系列行动提升网络综合治理效能,明确各相关部门监管职责,为大学生做好金融服务,加大对校园贷犯罪的刑事打击力度,实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的平安校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