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魏晋之际是中国古代政权与思想文化之大变局。在“食药饮酒”成风,儒学式微、玄学兴起的魏晋时期却孕育出像“竹林七贤”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名士团体。“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与刘伶面对同样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环境,都选择通过嗜酒方式以达避祸、入玄、反抗等目的,都在文章中描述了自己心目中的“大人先生”形象并为之效仿。然而,两人在现实中的行动却因思想上的差异显得不尽相同,并导致两人最终走向不同的结局。

摘要：支遁作为东晋名僧,其乐论思想充满了以佛解玄、以玄合佛的味道。在支遁为晋哀帝陈明的政治见解中提出了“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乐论命题,他以玄学之“无”替换了般若之“空”,即以“无声”来指代佛学的“空寂”,在无生无造的佛学旨趣中注入了“自得”适意的感性内蕴,其目的是用音乐审美所建构的内在秩序来实现现实政治的和谐稳定。在“以万声钟响,响一以持之”的观点中,支遁以钟声作喻,来说明圣人所持有的“空无”之心可以与超验精神相通并能够启发众生归于一致。

摘要：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社会动荡不安的繁杂时代,但正是因为时代的混乱与复杂才给予了当时乐舞艺术新生。无论是清婉柔妙的清商还是传播教义的佛舞都是这个时代的馈赠,舞种纷繁才造就了乐舞教育的新发展。曹氏三祖的风流可怀使得铜雀伎舞艺精妙,有了后世的清商乐;时代的痛苦难安让人们肆意当下,成就了女乐教育的发展。佛教的传入为深受灾难疾苦的人们找到了乌托邦;民族的迁徙交融让传入中原的胡舞胡乐掀起了胡风浪潮。所得种种皆是痛苦的馈赠,是这个时代敲碎了以往的禁锢,拉开了新的乐舞序幕。本文基于魏晋南北朝社会背景,以魏晋南北朝乐舞教育为研究对象,分别论述清商乐、女乐、佛教中的乐舞教育以及乐舞美学思想。

摘要：魏晋离乱时期,道、儒、法等学说逐渐融合,个体意识空前觉醒,产生了席卷士林的玄学思潮。玄风蔓延下,魏晋乐舞也一改秦汉时期的厚重雄浑与恢弘大气,追求舞姿神态中韵味的体现及其对内心世界的表达,形成了以“生命”为本,“自然”为尚,“轻悲”为貌,“气韵”为神的审美取向,在情感抒发与意境表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为隋唐乐舞艺术的繁荣奠定了基础。魏晋舞蹈离厚重求神韵的艺术风貌在中国乐舞史中上留下了独特的一页,并可为当代古典舞的复现与创编提供参考与借鉴。

摘要：嵇康之死以其壮烈的艺术性及复杂的政治性成为历来针对魏晋时期讨论的重点问题之一,或云其悲剧乃乱世之殇,或言其命运早由任侠之性格注定,在嵇康之死的大讨论中,玄学作为其指导思想对嵇康几乎每一次关键性的人生选择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一要点却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

摘要：魏晋南北朝,是继先秦后的又一个思想活跃的时期。玄学的出现展现了魏晋士人们希望摆脱旧思想之束缚,开拓新思想之自由,在动荡的社会中寻求一种潇洒超脱的心境。玄学在南朝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作为一种新的文化意识形态,对于服饰也有着一定的影响,褒衣博带,宽袖大衫,尽显自然飘逸之风。除服制外,在发式、佩饰、纹样上都有着该时代独特的风格。历朝历代的服饰都是研究该时期文化和审美的重要依据,魏晋南朝的服饰风尚与当时盛行的清谈之风、自然论、佛教玄学化是密切相关的。

摘要：中国书法诸体之审美形成与演变,无疑是东汉、魏晋哲学家与书法理论家依照玄学审美哲趣、玄鉴自然之审美觉醒,同时也是中国书法技艺审美创造的重要发展方向,为中国书法美学发展与技艺审美提升做出了基础性贡献。文章主要通过书法审美创造中玄学之确立、"类物象形""通灵感物"之审美趣向以及书法审美自觉下之自然玄鉴来展开论述。

摘要：在近代以来的美学研究中,通常认为汉代是讲经学的,魏晋南朝则反之,破除礼法,盛谈玄学与老庄,玄学代替儒学主导了当时的美学和艺术,是学术和思想的一大转变;美术史的研究也持有相似的观点,多习惯性地认为“玄学”主导了当时的美术创作,带来了绘画内容和风格的一大转折。本文对此提出商榷,认为从魏晋至南朝,无论从学术史还是绘画题材的角度看,儒学对绘画的影响比玄学更大,玄学并没有压倒儒学成为绘画美学的主流。这一时期的绘画是在汉代绘画基础上的沿袭和扩展,并不存在异于汉代绘画的全面转向。

摘要：东晋以来玄学成为士族的一个重要标志,谢灵运的思想、人格即深受玄学的浸染,这对谢灵运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诗歌主题的发展变化、山水诗的艺术手法及玄言尾巴的存在、"自然"的诗学观的形成等,皆与玄学有密切的关系。

摘要：《声无哀乐论》是嵇康表达其玄学与美学思想的代表作品。从表层看，它是一篇论述音乐的文章，主要探讨两个方面的问题：“音乐之体”——艺术的本原；“声无哀乐”——艺术与情感。从深层看，它又是一篇富有极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