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传统山水画的诞生与"远"观念有着紧密的渊源和联系。本文试图探究在"远"观念影响下山水画产生的内在精神因素。

摘要：魏晋玄学通过有无、形神等的讨论,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并区分了现象与本体、外在与内在、有限与无限的关系,不仅形成了新的美学范畴,而且将有限与无限同人生问题联系起来,就找到了建构美学体系的立足点,使美学超越了对日常生活现象的具象分析,具有了严密的理论性和深刻的思辨性。表现于具体的艺术,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一大批独特的艺术家群体,进行多种艺术形式的探索与创新,同时还在理论上不断进行总结与提升,从而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因之也就形成了魏晋审美文化的独特风貌。

摘要：作者从二个方面探讨了丝路佛教文化现象:1、正如“天国”与现实历史文化相照应一样,中国式佛国世界的兴衰与世族地主所有制的命运息息相关,汉地丝路石窟中的佛国世界在逐渐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由繁荣鼎盛而冷落萧条,近因是禅宗的中国化,主因则是商贾庶族地主阶级取代世族地主阶级走向历史舞台中心。2、当人类运用艺术手段创造出一个佛国世界的时候,艺术便不知不觉地超越了宗教,亦即手段超越了目的。如果说丝路石窟艺术所创造出来的佛国人物形象是现实世界各族人物的艺术升华,那么石窟艺术通过人物形象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巨大的精神力量、人格力量,正是我们民族进取精神的曲折表达。形象高于教义,正是其魅力所在!

摘要：王维具有多种身份角色和多个思想及艺术的层面,对此进行调谐与整合的主要是一种玄佛结合的人生哲学。这也是他所说的"道"的主要内容。从渊源来讲,这种人生哲学来自于东晋南北朝的士族文化传统,但在盛唐时代以王维为代表的寒素士人群体成为它的主要继承者。王维诗歌中表达了丰富的自然及自然与名教合一的玄学主题,并且常常与佛禅哲学结合。崇尚自然与证悟无生,是其在玄学与佛学方面的主要追求。王维对于世俗与现实,从早年的有所对抗到晚年的完全调和,正是其上述人生哲学调谐的结果。其思想特点更接近于谢灵运,而与陶渊明存在一些质的不同。王维的出处同归、色空无碍、名教即自然等思想,具有一种虚假性。王维的艺术境界也体现了与上述思想对应的多种层次。

摘要：中国现代哲学思想上自由主义的西化派、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三足鼎立的情形 ,同样表现在文艺思想领域。艺术上的科学主义、玄学鬼以及自由主义 ,都可以视为自由主义西化派在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上的表现。从哲学方面对这些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加以关照 ,可以揭示中国现代文艺思想与哲学思想的内在联系。

摘要：中国文化是重“生”的文化 ,整个文化体系中对于“生”的热衷与长生不老的渴望 ,构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到了魏晋时代 ,随着当时人们个性意识的不断强化、审美意识的不断深化 ,以及玄学思辨体系的确立 ,人们对有限的生命形体和无限的生命底蕴进行深入思索。这种思索具象地表现于生命形态的体认 ,便是由延长生命的长度转向了增加生命的密度 ;表现于生命哲学 ,便是由“生”向“死”的转化 ,而从形上的角度看 ,“死”是对生命本质的追问与思考 ,因此正是这种转化 。

摘要：道家和玄学的山林悟道思想,是晋宋之际山水艺术兴起的理论根源。但是,在道家和玄学的美学体系中,山水只是体悟“道一美”本体的媒介,因而它们无法成为激发山水审美意识自觉的直接动力。道教入山修道的宗教实践,使审美主体直接走进了真实的山水之中,成功地把自然山水由悟道媒介转化为审美客体,从而激发了山水审美意识在审美实践中的全面自觉。

摘要：竺道生是中国佛教史上至关重要的人物，他所阐发的一系列佛性理论具有革命性的开创意义，对中国佛教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对竺道生佛性思想与魏晋玄学、儒家传统的心性学说以及大乘般若学的比较研究，力图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溯"道生革命"的历史动因，揭示其深度思想文化背景，从而进一步深化对中国佛教融通儒、释、道三教的思想内涵和复合型文化品格的理解。

摘要：千百年来,『晋书尚韵』已是妇孺皆知的口头禅。但晋书何以非『尚韵』不可?对这一问题,人们似乎仍不甚了了。在我们看来,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魏晋数百年间风靡不衰的那股玄学之风,在书法艺术这一文化枝条上所催开的花朵。沈约在《宋书》卷六十七《谢灵运传序论》中写道:『有晋中兴,玄风独振。』晋书之以韵为尚,从主要思想文化源泉上分析,正是因为这『玄风独振』。对此,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认识。一品鉴人物与品鉴书法品鉴人物之风滥觞于汉末,中经曹魏。

摘要："晋世群才,稍入轻绮",物之声、色的发现及描绘之能事,成为晋宋诗学发展的核心内容。对于这一近世潮流,钟嵘、刘勰都给予了批评。他们主张诗歌创作不应耽于物色之巧,而应继承汉魏比兴传统,回到"应物斯感"这样的物我关系的表达之中。这些批判为后世所接受,引发了诸多对晋宋诗学的否定性意见。事实上,晋宋之际的知识环境决定了诗人对世界产生强烈的探求之欲--人们借由博物学、玄学思辨等方法来识得"物理"。诗人"观看"万物,继而通过玄思将客体之"物理"与主体之"生理"联系在一起,"感物"模式遂退居次要地位。在晋宋诗人的"物理"探求之下,物我平等而处,又彼此互通。无论是晋宋诗中"物"的呈现,还是"理"的通达,对于诗歌史而言,皆既是哲学思维水平的升格,也是语言艺术水平的升格,具有深刻的革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