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诗僧王梵志继承魏晋以来通俗诗的优良传统，以生动的创作实践开创了唐诗一派新风，成为唐代通俗诗派的先驱和代表。王梵志多将“贫困与富贵”、“生存与死亡”等社会性的命题，或是人物的心理状态、神色表情等生活化的事物进行对比．不仅深化了诗歌主题及人物形象，同时也表明了诗人鲜明的立场。本文对王梵志诗中是如何具体运用“对比”这一表现手法的问题作了着重分析，并兼谈王诗通过采用“对比”手法所达到的艺术功用。

摘要：王梵志诗是我国文学史上通俗诗的典型代表,以其“撰修劝善”“不浪虚谈”的思想内容和“不守经典,皆陈俗语”的艺术特征,受到后世的广泛关注。在王梵志现存的390首诗中,作者大量使用虚词、三音节词、俚俗语词及佛教语词等各类词汇,并广泛应用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从而使诗歌呈现出一种严密直白、错落有致、浅近真挚而又深刻蕴藉、活泼辛辣的艺术特征,并进而成就了王梵志诗“翻着袜法”的审美价值。

摘要：王梵志诗语言平实质朴而又不乏诙谐幽默,其在俗语的运用、譬喻对比的构拟以及白描手法的使用等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从而为诗歌平添了诸多艺术魅力,显示出了诗人超凡脱俗的大智慧。

摘要：僧人作诗如果限于内学的传扬,不能向世俗拓展的话,就永远只能在宗教狭谷中徘徊,在法门胡同里踯躅。他们的劳作就无法获得世人的认同,其艺术必将日趋枯竭。王梵志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他以其众多的优作对僧诗的题材与主题作了再大的拓展,完全改变了此前僧诗的偏狭局面,开辟出了一代僧诗发展的坦途。在王梵志等的开拓精神影响下,整个唐代涌现出数以百计的诗僧,创造出数以千计的诗篇,呈现出空前的繁荣局面。本文拟就此题,略抒己见,就正方家。

摘要：本文对以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为代表的唐代通俗诗进行了综合性的考查。作者认为,唐代通俗诗从封建社会既定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的边缘和缝隙中分化出来,与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传统文人诗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对抗,试图以说教的形式教导民众、拯救现世。唐代通俗诗虽然采取并归属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它通过对人生的说明和求解脱途径的独特探索,暴露了佛教思想固有的内在矛盾,并以“生不如死”、“死而平等”的“骇俗”观,体现了当时下层人民最普遍的人生感受。唐代通俗诗摒弃了诗歌传统创作规范,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反修辞美学,它主要采用佛教语汇和社会俗语,把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从而对佛教说理诗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其“象喻”的说理形式对王维、白居易以及宋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摘要：世人说到诗仙,一般都是指诗才长相清奇绝尘,飘逸若仙而言,而李白又正是天赋这样的诗才长相。据唐代孟启《本事诗·高逸》载:“李太白初至京师(实为第二次应诏入京),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间日,由是称誉光赫。”五代王定保在《唐摭言》中亦有类似的记载:“李太白始自西蜀至京,名未甚振。

摘要：王梵志的诗体现出了奥斯卡·王尔德眼中的生活悲剧——毫无美感的,甚至是丑陋、鄙俗的人事。爱情永恒是人类的强烈愿望,人的这个本质力量幻灭在了他的诗中。王梵志用“消长”来解释个人乃至全人类的命运悲剧,相比古希腊人停留于命运表面上的悲感来说又进了一步。租庸调制和府兵制下社会环境之恶劣、王梵志及其他劳苦大众的遭遇之悲惨、压迫剥削与亲情异化之触目惊心,这些悲剧作家和理论家所认为的社会悲剧也都体现在了他的诗中。现实的污秽和矛盾搅乱了他的三观,造成了他精神上的悲剧,以至于极力呐喊“死亡艺术”来唾弃这个世界,来做些微弱的反抗。

摘要：“共用”修辞是一种言语组合的艺术,敦煌写卷王梵志诗中的“共用”修辞现象一直未能引起方家的重视。事实上前贤时彦对王梵志诗的误校、误释、误解,有些正是不明“共用”修辞所致。掌握“共用”修辞现象,不仅对阅读理解王梵志诗很重要,同样对阅读欣赏其他古代文学作品也很重要。同时,洞悉这种修辞方式,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古文表达的思想信息。

摘要：将中古汉语词语"貌哨"、"帀帀"、"空"纳入从东汉到宋的整个语料背景中考察,可知"貌哨"不是一般理解的描写容貌的词,而是表示态度的形容词;"帀帀"的词义不是"形容水沸腾的样子",而是"密集"的意思;"空"在中古时期具有"单一,素的"的词义。之所以误释,是因为这些词语的词义发生了虚化,所以在确定其词义时,就不能仅仅满足于考察上下文,还要结合词语本身的演变轨迹,通过词义系统去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