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源头解读西方人如何识读中国园林设计,利于探寻中国园林文化观点与理论传播的有效衔接方式。王致诚涉及圆明园描写的书信,是1749—1782年间法国唯一一份全面展现中国园林营建细节的直接材料。基于书信背景的梳理,重点展示了信中圆明园的特点;结合书信的传播,对信中圆明园作用影响的历程、主要表现等进行了叙述。透过书信,圆明园在地形水系、建筑物与构筑物群组、园内活动三方面影响法国英中式造园实践,加深了法国人对中国园林品位的认识。

摘要：多勒美术馆与阿维尼翁圣路易隐修院保存着乾隆时期法籍宫廷画家王致诚来中国前后创作的欧洲风格的艺术作品。依据档案文献,本文选取来源明确的六幅油画和四幅壁画为研究对象,分析他的师承、环境变化对其风格的影响和以熟悉的风格进行创作时真实的自我表达,并为今后王致诚欧洲风格绘画的再发现提供甄别依据。

摘要：在西方人称为"地理大发现"的时代,东西方的交往开始频繁起来。而在这么一个交往过程中,入华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在其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中国绘画领域,也因为一批西方传教士画家进入清宫,他们接受中国传统绘画技艺而融入其西洋绘画之中,致使这一时期清朝宫廷绘画之风格有所改变,形成新的画体和画风。大约从清康熙后期起,那些"擅长绘画的传教士以他们的绘画技艺,成为中国宫廷画家的成员,影响了中国绘画艺术的发展"。

摘要：从清康熙朝后期起,宫廷里开始出现一批具有专业素质的传教士画家,他们成为这一时期西洋艺术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法国传教士王致诚(JeanDenisAttiret)即是其中一人。近年来新挖掘的史料有助于全面了解这位有着双重身份的传教士。而对王致诚的研究可以让我们更好认识传教士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摘要：一中西方的绘画本来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但是,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拓进,中西方绘画的碰撞、互融与共生,成为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中西方艺术交融最早肇始于明代万历年间,意大利来华的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带来了西方油画《圣母子像》,其写实的逼真性令中国的画家倍感新鲜。尔后,在清代的康熙和乾隆年间,又有郎士宁、艾启蒙、王致诚、安德义等外国画家供职内廷,以西方的绘画观念和造型技法影响了中国画的艺术创作。由此可见,第一次进行国画“西化”试验的并不是中国艺术家,而是来到中国的西方画师。这些画师的艺术实践在中国画史上一度引起国人的关注,但以正统文化标准和中国文人的欣赏惯性来衡量,西方的美术作品处在“非雅赏也”,为“好古者所不取”的尴尬境地。

摘要：论文通过分析法国版《帝鉴图说》插图的构图形式、建筑形态与人物形象等图像特征,利用几何模型解析图像独特的透视特点,并以张居正版《帝鉴图说》为蓝本进行图像与文本的对比,认为法国版《帝鉴图说》始终以宗教的角度和西方的观看方式来改造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带有强烈的宗教性和意识形态性。在绘画构图上,该著用天主教的观念、定点透视的观看方式,将张居正版《帝鉴图说》中图像的构图“十字化”,将中国建筑的檐柱“基督化”。在建筑表现上,法国版《帝鉴图说》用西方文化中的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建筑“改造”了中国的高台建筑,构建了中国建筑的高贵典雅、崇高壮美的形象,表达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崇拜、敬意及仰视的观看姿态。在人物形象上,法国版《帝鉴图说》根据西方的审美习惯和西方贵族阶级的偏好,塑造出西方化、贵族化、神秘化的中国人物形象。这种移植传达了西方社会对中国文化的想象,通过建构他者的文化乌托邦,向西方社会引介了一个被教化或可教化的东方大国形象。法国版《帝鉴图说》向西方知识界传达了中国崇高、美好的形象,构建了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知识学”。从历史的角度说,这种认知是有局限性的,甚至是误读的,尽管它确实推动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互鉴,但它始终以西方文化,尤其是以天主教文化作为审美评价的标准,以西方的观看为出发点来构建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是西方中心主义或天主教中心主义的文化产物。

摘要：乾隆朝赐宴类图画众多,基本未脱两种构图模式,即横向构图和纵深L字形或反L字形构图。当前相关研究多从政治角度加以阐释,未能发觉图像本身的形式规律及其背后舶自西方、潜移默化的视觉经验。本文以目前已知并可见的乾隆朝赐宴图画为对象,结合文字史料,比较各画异同,剖析部分画作在中西方艺术交流史上的重要意义,进而指出,《万树园赐宴图》是模仿《御制版画集成》的开端,作品中欧洲绘画的况味体现出画家王致诚本人的艺术主张,他参照《御制版画集成》,改变视点、突出权力象征,创造了赐宴类图画的新图式。

摘要：近代中国与西方的接触始于明代末期,此时不仅是"西学东渐",也是"西画东渐"的时期。随着西方油画、水彩画的传入,不仅增添了新的画种,而且还出现了中西融合的倾向。[1]在17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兼画家如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1688—1766)、王致诚(Jean Denis Attiret,1698—1770)等人,向中国传入了油画和水彩画;而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广州地区最早出现了以油画、水彩画形式描绘东方风土人情的外销画。

摘要：2015年12月13日,德国海德堡大学东亚艺术史系举办了题为“耶稣会士的遗产：清代图像、视觉以及世界大同主义——纪念郎世宁（1688—1766）来华300周年”（“Jesuit Legacies：Images,Visuality,and Cosmopolitanism in Qing *** Celebration of 300^（th）Anniversary of Giuseppe Castiglione＇s（1688—1766）Arrival in Beijing”）的国际研讨会，来自德国、意大利、哈萨克斯坦、法国、美国以及中国大陆等十几名学者出席了会议。

摘要：明末清初,一大批耶稣会士,怀着虔诚的信仰,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传播信仰。而在这个群体中,有一群人特别引人注目,他们拥有很高的艺术素养,在宫廷内从事绘画、建筑等活动,让中西方的艺术结晶得以交融,留下了不少珍贵的瑰宝。尤其在清代宫廷中,康雍乾三代出现了被誉为"清宫四洋画家"的意大利人郎世宁、安德义和法国人王致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