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出口贸易在促进技术和资金快速积累的同时引入了环境污染,经济增长与绿色发展之间的矛盾逐渐凸显。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出口优势和贸易政策设计需要新的定义和依据。为此,首先结合理论机制,利用市场供需和中央-地方政府博弈等框架从环境排放输入国的角度分析环境成本对一国出口结构和政策倾斜的影响,并探讨具有显著环境外部性的高耗能产业在我国迅速发展的原因和现实特征。其次,使用1997-2017年的投入产出数据,从增加值和环境污染两方面测算高耗能产业出口的隐含社会福利变化。研究结果表明,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会刺激高耗能产业的生产和出口,阻碍出口结构的优化升级。全球金融危机后高耗能产业出口对企业经营、财政收入及劳动岗位创造的带动作用持续减弱,而隐含成本却不断增加,造成了约3%的福利损失。若将这部分成本内部化于比较优势衡量体系中,高耗能产业出口的净经济效益将明显下降,市场竞争力减弱。同时,对环境外部性的忽视也会影响环境规制的力度,导致政策设计中“明降暗补”现象的出现。相比于国际平均水平,我国较低的环境标准会导致对环境损失的低估,从而影响贸易政策的精准制定。基于主要结论,在优化出口结构和设计贸易政策时,通过调整环境税和碳市场的方式提高环境成本可以减少企业决策与社会效率的偏离;加强对高耗能产业的调控并针对不同产业特点实施过渡性政策有助于向高附加值、低污染的结构转型;重建贸易优势判断标准能够引导“污染天堂”的关闭。将环境成本内部化于经济决策,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选择之一。

摘要：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恶化,发达地区环境管理力度不断加强,使得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表现出强烈的环境容量制约性和政府规制主导性。为应对这种制约与规制,在城市内部,污染企业向城市边界和环境准入门槛低的区域迁移,使得污染企业空间分布及其所形成的城市污染格局更加复杂。利用2007年深圳市污染源普查数据,通过OLS和稳健回归分别探讨了废水、废气和固体废弃物污染企业环境外部性及其城市内空间分布特征。研究发现:深圳废水与固体废弃物污染严重企业具有明显地靠近城市外围边界但远离香港、经济特区分布的特征,以邻为壑的污染转嫁将辖区内的环境负外部性扩展到邻近城市,以避免对本城区的污染。同时,废水排放较多的污染企业也有明显的靠近城市环境功能较低的外流河分布的特征。企业所有制性质、经营时间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排污能力,进而影响污染企业的空间分布。另外,不同排污类型的企业空间分布也具有显著的差异。本研究对于转型期正确制定城市产业结构空间调整政策,合理引导经济环境协调发展,尤其是避免跨界流域河道等成为转移负外部性的通道具有重要启示。

摘要：通过向标准的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引入环境外部性和环境经济政策,我们得以为以可持续发展为特征的经济空间优化和区域协调发展建模。我们的研究表明:在环境外部性具有全局性特征的情形,第一代新经济地理学模型所揭示的"灾变式集聚"机制仍然起作用;在环境外部性表现为局部性特征的情形,"战斧状"的灾变式集聚被"干草叉状"的不完全集聚所取代;在存在环境外部性的情形,最优经济空间演化路径是最优空间规划与最优环境财政政策组合作用的结果。

摘要：环境税是目前国际上解决环境外部性问题的一个主要手段。本文首先分析了国际环境税征收情况,其次主要对环境税的公平效应、效率效应、就业效应、收入分配效应以及国际贸易效应等经济学问题,在理论上进行梳理与思考,以期为我国环境税政策设计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摘要：由于我国在雨洪管理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不足,当前“海绵城市”的研究思路多集中于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本身的技术研发和应用上;此外,由于城市传统基础建设并不完善,“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开展至今实施效果不佳。本文认为,在明确雨水排放实质是排污行为的前提下,对雨水排放进行收费是一种利用经济手段消除环境外部性的政策设计,合理的雨水排放收费政策设计可以提高改造建设的积极性,实现雨水系统建设的财务可持续性,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最终达到配合“海绵城市”建设工作的推进、形成绿色生活方式的目的。

摘要：自20世纪60年代末爆发"环境革命"以来,环境问题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重点领域,而环境规制作为政府参与环境治理的主要手段,已经成为环境经济学中的重点研究对象。近年来,随着环境问题的进一步凸显,以及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矛盾的进一步加剧,对于环境规制的经济影响以及政策工具选择的研究和争论也更加广泛和深入。本文从企业创新行为及绩效、企业生产成本及生产率、企业投资地点选择的微观层面和经济增长、就业、收入分配的宏观层面来梳理环境规制对经济影响的相关文献,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关于环境规制政策工具选择的理论观点,指出自愿协议及信息披露等新型规制工具在发展中国家的可行性及制度设计、环境规制对中观经济结构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理论研究方法创新则是未来该领域值得关注的重点问题。

摘要：环境污染问题很难通过市场机制自发消除,需要政府通过加强环境规制,以消除环境外部性,增加社会福利。许多学者普遍担心某个国家或地区的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可能损害当地企业和产业竞争力。但是,“波特假说”认为设计合理的环境规制,实际上不但不会损害企业或产业的竞争力,反而可以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增强其竞争力,从而在社会福利和企业私利之间实现双贏。学术界关于环境规制与竞争力关系的再认识,为政府解决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矛盾指明了一条新路,也为我国制定绿色发展的政策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