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学诗的创作是宋代学人思辨智慧的艺术表达。两宋鸿儒将儒学"义理"视为主体审美的对象存在,在"以求诚为本,躬行实践为事"的儒学探索中获得自在体验和精神满足。与此同时,他们将诗歌创作视为"明理"、"修身"的有效手段,充分发挥"与道同机"、"觉世唤醒"的主体自觉,多层次展示"笃学力行"的实践智慧。"为诗好说理"的艺术传统可以追溯至魏晋玄言诗及隋唐以后的佛理道情诗,而宋代理学诗整体呈现着"理趣"横生、自由清雅的艺术境象,文学史家应该尊重其有别于"诗人之诗"的价值与特点。

摘要：在"天机"和"自得"两种哲学思想的交互影响下,庄昶在诗歌理论中形成了"天机自得"的核心诗论。他将"天机之境"作为其诗歌创作的最高标准,也就意味着他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将天理的表述作为其创作的核心。同时因为"天机"中包孕着自然的含义,所以他在强调天理的同时也并不排斥诗歌中对自然的描摹。他把"自得"作为诗歌通向"天机之境"的有效手段和验证诗歌是否达到这种境界的基本方式,这就意味着他重视诗歌创作中主体性情的介入。总之,他"天机自得"的诗论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将天理、自然及自我情性三者巧妙地融合为一,从而达到"天机之境"。在"天机自得"诗歌理论的影响下,庄昶创作了大量理学诗,这些理学诗既有哲学思想的玄妙,又具有诗人情性和艺术美感,摆脱了传统理学诗"语录体"和打油诗的弊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成为明代弘治、成化年间诗坛重要的一脉。

摘要：陈献章以理学家的思想与人格,融汇文学性的表达,使诗歌呈现出“冲淡自然”“雅健清新”“洞妙超逸”的艺术风格,在明代理学史与诗坛上均有一定的地位。他延续了理学诗反对辞藻与雕饰的传统,同时根据自己“学宗自然”的理学思想推导出相应的诗论,兼之取法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由此形成了“冲淡自然”的风格。其理学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因此在诗歌创作方面推崇性情,进而形成了“雅健清新”的风格。在“学贵自得”思想的观照下,陈献章将主体精神极度放大,以独特的视角看待世间万物,由此形成了“洞妙超逸”的风格。

摘要：中国绘画史上,明代理学画因其"道微而味薄"、"理隐而意深"而沦隐五百余年。明代理学画的经典图式———定山庄公的"梅花—太极"与王摩诘"雪中芭蕉"一儒一佛,在画史上双峰并峙,分别以儒家天道、禅家时空揭示中国古代宇宙论的精义。作为明代理学画的先驱,定山庄公以其书法笔法的精微之妙、笔墨表现的阴阳之变,创造了明代理学画可重复的"书法性的笔墨程式",可以视作明代文人画理论与实践的先行者。

摘要：学界对“邵康节体”的讨论主要集中于观物的哲理色彩、闲适安乐的心态和不拘声律的写法。其实时间书写也是“邵康节体”的重要内涵,它在反映邵雍易学思想的同时,也显示出特殊的诗性意义。精细化的日常生活书写和系统化的“日、月、季、年”的写作实践是其生命体验的集中反映。前者具有将时间倍数放大的艺术效果;后者则对不同时间单位进行整体观照和诗化表达,为中国文人的时间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模式,切实而深远地影响了宋代及后世诗歌。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书写作为邵雍易学思想在文学上的呈现方式,不仅是理解“邵康节体”的关键,也是观察其诗性意义、文学价值和后世影响的窗口,它从一个侧面展示了理学诗的诗性意义及其影响文学的途径和机制。

摘要：邵雍诗歌自宋代之后,对后世尤其是在元明之际产生了巨大影响。《击壤集》不仅得到理学家宗奉,也受到了一般士人的喜爱。尽管其始终未曾占据诗坛发展的主流地位,但却以独特的诗学魅力参与着士人精神的构建。邵雍诗歌影响既涉及文学技巧层面,又更多体现为士人人格理想的塑造和心灵世界的安顿。不仅如此,邵雍诗歌在明代中后期还开始了向小说等俗文学和其他艺术门类的渗透。清代以降,随着时代风气的转迁其影响日渐式微。

摘要：哲理诗是一种具有双重品格的诗,是哲理与诗性的完美结合。宋金元三个时期共408年的哲理诗,在当时诗人们的努力下,使之历史地成为了可与传统的怀古诗、送别诗等媲美的一种诗歌品类。北宋的哲理诗,主要表现出了三大特征,即揭示自然规律,反映人生哲理,表现佛禅义理。南宋是一个理趣诗与理学诗盛行的时代,前者以杨万里的诗最具代表性,后者成就卓著者则首推朱熹。朱熹的理学诗主要分为三类,即"阐说义理类"、"融合渗透类"、"亦情亦景类",各具特点。而借助形象以进行理性思考,并从中揭示出某种社会或人生方面的哲理,用以加强作品内容的深刻性,则是金代哲理诗表现在艺术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元代是一个新儒学高度发达的国度,其定理学为官学的举措,不仅为哲理诗的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而且使理学家的"学者之诗"一变而为"诗人之诗"。这种变化,是理学诗在元代进步的标志。

摘要："发明"备受汉唐儒者的关注,并逐渐形成了一系列阐释方法,因之而成为儒学阐释传统重要的方法论来源。"发明"受到了宋代理学家的普遍重视,并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发明"之于理学,虽然表征为不同的话语表达方式和阐释路径、方法,但就其目的性而言则具有共同性。两宋理学之"发明"因其涉及实践主体对于物理、义理、性理等问题的认知、体验和践履,因而具备了体验性、审美性、实践性等品格,也就顺乎自然地成为理学家诗人书写或者创作理学诗的重要表达方式。受到理学家"发明"诸方法影响而创作的某些理学诗类型,自然就具有了与文人诗截然不同的诗歌风貌。对两宋理学"发明"话语涵蕴与理学诗表达方式之关系进行考察,可为我们深入探讨中西方共同存在的"哲学"与"诗"的会通问题等,提供新的研究视域和研究方法,亦可为探讨新时期儒学创新性转化提供方法论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