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作为一种实践理性反馈下的阶段性成果,虽然初步厘清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的混乱局面,但是由于未能精细化和体系化地作出规范设计,仍然不乏笼统和粗糙之处。通过运用法教义学方法勾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衔接规则的建构样态及其图景,并以制度系统理论为基础考察在当前规范设计下诉讼制度之间的耦合状况,可以发现同属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制度系统中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民事公益诉讼之间存在不少制度真空与制度冲突。不仅限缩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制度功能,还影响社会组织参与环境治理的积极性,造成不必要的司法资源浪费。为了进一步实现有效衔接,一方面既要填补磋商与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则,嵌入比例原则限制赔偿权利人诉权行使、明确不予司法确认的法律效果;另一方面还要细化不同类型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规则,完善检察机关的督促功能与协调功能、建立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之间的信息机制和协商机制。

摘要：作为国家政策倡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正在全国推行。2019年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磋商协议执行、诉讼管辖、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关系等问题,但仍有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为完善制度设计,须在整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规则。同时,须进一步厘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行政管理手段、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应确立以行政管理为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为辅,索赔诉讼兜底的生态环境损害解决机制。此外,在索赔诉讼中,应当确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优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次之的适用顺位。

摘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都是环境诉讼制度的创新。但是,学界对于两者的关系定位存有较大争议,主要原因是两种诉讼制度在设计理念、规范基础以及规则模式等方面都具有同质性或者相似性。从法理角度来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公益诉讼都是生态环境整体利益保护的需求在诉讼法律制度中不同维度的演绎,并且两者也将在生态环境利益中实现价值的统一。基于此理论,两者衔接中采取生态环境损害程序优先适用原则也具有正当性。同时,基于生态环境利益整体主义视角,两种诉讼制度的设计所存在的问题如法律依据不足、司法衔接技术设计的不足等,可以通过新的规范解释加以调适。

摘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实施在落实“损害担责”原则的同时又带来了污染者的责任加重、行政机关的职责弱化、检察机关的监督受阻及环保组织的诉权闲置等一系列责任风险。究其原因在于制度设计者过分关注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私益属性。事实上,公益属性才是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本质属性。围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公益属性的回归,在制度层面构建“检察机关—行政机关—环境执法—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广义)”和“公益组织—检察机关—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狭义)”并行的环境治理“新双轨制”,在实现环境执法与广义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狭义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有效衔接的同时,可以有效规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实施中的各种责任风险。

摘要：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公布后,其构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便成为一项环境方面的新型诉讼制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之的衔接,也成为当今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前提在于适用度高、性质类似,即前者为后者的特殊类别。目前,两类诉讼的衔接关键性问题有起诉顺位的设置问题、检察院的功能发挥问题、证据规则适用的差异化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建立三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治理诉讼体系,并对同一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确立统一的证据适用规则。

摘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环境诉讼,是弥补生态环境损害救缺失的重要制度设计。生态环境损害的内涵决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有别于传统的民事责任,是一种环境法律责任。行政机关提起诉讼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其诉讼性质有别于普通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其适用过程中,应当明确界定与相关诉讼的区别。就其制度完善而言,应当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相关立法、优化行政管制与索赔诉讼的关系、优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既有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配套制度。

摘要：2019年6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为指导人民法院正确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提供了基本遵循,但这一试行的诉讼规则也存在诸多争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程序规则设计粗疏是导致其短期内难以案结事了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有必要作出分散式、补丁式的制度创新:在起诉主体上,拓展起诉主体范围;在受案范围上,统一对各地法院受案识别标准进行规范;在管辖规则上,调整和变通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在证据规则上,统一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诉讼衔接上,明确两诉可以合并审理并优化诉讼顺位。

摘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制度的确立,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环境司法改革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中央层面的政策解读与制度设计却使得该项诉讼面临极大的潜在挑战:既无法从理论渊源上予以圆满解释,也未合理定位生态环境损害救济场域中行政权与司法权的功能边界,导致司法权极易侵入甚至取代行政权。从现行实践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运行状况也难言令人满意,其不仅存在适用条件“模糊”“泛化”之风险,而且已然与既有制度形成“重叠”“冲突”之乱象。检视行政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行政权与司法权大体需遵循“相互尊重专长”“行政权优先”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政府)作为依法行使国家权力、执行国家行政职能的机关,对环境公共利益的维护理应首先仰赖行政权,唯有在穷尽行政管制手段仍无法有效解决生态环境损害问题时,才存在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制度空间。未来,我国应严格依照“执法优先、司法补充”之原则,协同运用行政执法、赔偿磋商、索赔诉讼等多种手段,实现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全覆盖。

摘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存在诸多共通性。然二者在性质属性、起诉主体、起诉条件等诉讼规则方面存在差异。实践中出现二者并存冲突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未对二者进行诉讼功能上的准确界分,继而无法设计有效的诉讼制度。未来,应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功能界定为“赔偿性”功能,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功能界定为“赔偿性”功能和“预防性”功能相结合,并以后者为主,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发挥赔偿性功能时以实现补充行政机关提起赔偿诉讼不足为目标。

摘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由政策主导的一项制度,由于缺乏狭义层面的法律规定,致使行政机关作为原告主体的合法性基础欠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本质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文义解释、目的解释方法,对相关政策文件和法律规则进行解读,并结合实践考察以观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起诉主体不应限定于《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之行政机关,还应该包括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三类原告主体的起诉顺位应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予以确定。具体而言,《若干规定》适用范围内,宜采取“行政机关优先,社会组织次之,检察机关补充”的顺位;《若干规定》适用范围外,则宜采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不分次序,检察机关补充”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