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作为一种新型环境诉讼,是弥补生态环境损害救缺失的重要制度设计。生态环境损害的内涵决定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有别于传统的民事责任,是一种环境法律责任。行政机关提起诉讼的理论基础来源于国家的环境保护义务;其诉讼性质有别于普通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是一种特殊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在其适用过程中,应当明确界定与相关诉讼的区别。就其制度完善而言,应当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相关立法、优化行政管制与索赔诉讼的关系、优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既有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完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配套制度。

摘要：作为国家政策倡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正在全国推行。2019年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磋商协议执行、诉讼管辖、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关系等问题,但仍有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为完善制度设计,须在整合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规则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规则。同时,须进一步厘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行政管理手段、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应确立以行政管理为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为辅,索赔诉讼兜底的生态环境损害解决机制。此外,在索赔诉讼中,应当确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优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次之的适用顺位。

摘要：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都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利益而进行的司法活动。从法理上说,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制度构建都是以维护生态环境整体利益为归依的,二者在价值上具有一致性,但它们在制度设计、诉讼程序等方面存在着交叠冲突的问题。从生态环境整体主义出发,尽管在诉讼顺位的法律设定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先于环境公益诉讼是科学合理的,但仍然都存在规范不足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从立法、司法实践等层面进一步完善两种诉讼制度,使其合理衔接,以更好实现对生态环境利益的整体保护。

摘要：自《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公布后,其构建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便成为一项环境方面的新型诉讼制度。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与之的衔接,也成为当今中国改革的重中之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衔接前提在于适用度高、性质类似,即前者为后者的特殊类别。目前,两类诉讼的衔接关键性问题有起诉顺位的设置问题、检察院的功能发挥问题、证据规则适用的差异化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可以建立三层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治理诉讼体系,并对同一生态环境损害案件确立统一的证据适用规则。

摘要：2019年6月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为指导人民法院正确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提供了基本遵循,但这一试行的诉讼规则也存在诸多争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程序规则设计粗疏是导致其短期内难以案结事了的主要因素。基于此,有必要作出分散式、补丁式的制度创新:在起诉主体上,拓展起诉主体范围;在受案范围上,统一对各地法院受案识别标准进行规范;在管辖规则上,调整和变通地域管辖和级别管辖的规定;在证据规则上,统一举证责任分配规则;在诉讼衔接上,明确两诉可以合并审理并优化诉讼顺位。

摘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由政策主导的一项制度,由于缺乏狭义层面的法律规定,致使行政机关作为原告主体的合法性基础欠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本质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文义解释、目的解释方法,对相关政策文件和法律规则进行解读,并结合实践考察以观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起诉主体不应限定于《若干规定》明确规定之行政机关,还应该包括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和检察机关。三类原告主体的起诉顺位应根据不同的案件类型予以确定。具体而言,《若干规定》适用范围内,宜采取“行政机关优先,社会组织次之,检察机关补充”的顺位;《若干规定》适用范围外,则宜采取“行政机关、社会组织不分次序,检察机关补充”的模式。

摘要：针对生态环境损害,我国逐步形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三诉并行”的司法救济体系,旨在为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提供全方位保护与监督。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诉讼制度性质界分的论争和适用范围的扩张渗透、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职能错位、检察机关公益诉权的内容模糊等问题逐渐暴露出其面临的内生困境,亟须作出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规范设计。为此,应基于权利(权力)与义务的衡量,重新审视主体的角色功能和权责分配,合理设置不同诉讼制度的适用位序;基于制度功能的考察,根据“风险预防”“损害填补”“法律监督”等不同功能面向划定“三诉”各自的适用范围;同时,通过强化不同诉讼制度间的互动关系,确保体系性协同,从而构建层层递进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