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家生育政策在近几年发生重大转变,给城市带来较大的居住压力。多孩“育儿”家庭中祖辈的介入,使得住户的居住行为更加复杂,我国住宅市场采用的“经典”套型模板已无法满足这类家庭的基本居住需求。此文分析家庭“育儿”居住行为与现阶段住宅套型设计之间的矛盾,提出生育政策变革引发的居住问题。此文突破僵化的设计思维模式,分别从二维平面、三维空间、一维时间三个层面,探讨适应家庭“育儿”居住行为的住宅套型设计方法,为我国住宅设计的新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摘要：中国正处于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的窗口期,亟待温故知新。基于政策风格解释框架,本文聚焦既往生育政策的中国风格,可解析出从危机设计到理性设计、再到渐进设计、逐渐实现社会设计的递归性图景;与此对应的是四种执行逻辑:科层权威型、专家引导型、统筹协调型和多元合作型。优化生育政策的逻辑变迁可概括为“国家能力引领社会秩序”,集中体现“中国之治”在设计与执行上的双元演进。毋庸置疑,优化生育政策这一长期性、复杂性与严峻性的超级社会工程的逻辑变迁,蕴含着中国独特的执政特色与治理元素,即“符合中国国情”的善治设计与“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执行创新。以优化生育政策在设计与执行上的双元演进为基础,才能客观和全面理解优化生育政策从生育限制的社会管理到生育支持的公共服务之使命的善治变迁,亦能更好地整合多元力量使中国特色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顶层设计和执行过程都能兼顾国祚所需与民意所向。

摘要：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增强生育政策的包容性”,首次将“包容性”与“生育政策”关联起来。本文将1970年以来我国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分为行政性阶段、市场性阶段和包容性阶段。本文从政策演变的阶段比较、政策要素各维度分析,阐释了包容性生育政策的主要特点和深刻内涵,并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出发,设计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有效路径。

摘要：在综合施策支持生育的背景下,税收尤其是个人所得税发挥着生育保障和激励功能,其主要路径有三:养育支出税前扣除能够提高生育家庭实际所得,养育支出税额抵免可以分担育龄夫妇的生育成本,而生育津贴税收优惠一定程度可以激励生育行为。不同路径都还存在一定的制度不足,需要通过更为周全的制度设计来满足积极生育政策的要求。

摘要：机构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手段。什么因素决定了一个政府机构的变迁?我国政府机构变迁背后存在怎样的发生机制?在现有机构变迁解释的基础上,基于政策反馈理论补充了一个新的理解中国公共政策过程中政策反馈与机构变迁机制的分析框架。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生育政策及其主管机构的变迁历程进行翔实的历史追踪分析,检验了上述分析框架的合理性与适用性。研究发现,从新中国成立至今,生育政策及其主管机构共发生6轮“互相强化变迁”和2轮“互相弱化变迁”。具体发生机制是,生育政策的政策设计和资源分配分别通过阐释效应和资源效应影响了主管机构的合法性(即决策者支持和民众满意)和能力(即行政层级、职能范围、人员编制和财政投入),导致了生育政策主管机构变迁(计生委、人口计生委、卫计委和卫健委)。政策主管机构变迁进而影响了下一时期的生育政策变迁。在此期间,决策者和民众对生育政策执行效果的学习效应导致了“互相强化变迁”阶段向“互相弱化变迁”阶段的彻底转变。因此,政策反馈与机构变迁的过程机制解释了生育政策与其主管机构之间的“趋势一致性”演变逻辑。综上,分析框架探索了政策与机构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这有助于理解中国机构改革的动力机制和演变路径。

摘要：在一般经济均衡框架内采用世代交叠模型,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角度分析测算四种生育情景下不同退休年龄的社会统筹账户、个人账户和总养老保险的最优替代率,并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和生育政策调整的经济效应。研究发现:延迟退休会导致统筹账户替代率下降,提高生育水平对其则有明显的促进效应;个人账户替代率会随退休年龄增加而上升,随生育水平的提高而下降;总替代率随退休年龄增加则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当延迟退休年龄至61岁时,最优总替代率为51.87%,此时提高生育水平,会使最优总替代率进一步增加,同时最优值所对应的退休年龄也会增大。延迟退休具有积极的经济效应,生育政策调整会使人口增长率上升,虽提高了最优总替代率,但会使个体效用水平下降,两种政策需要配合实施。除了受退休年龄和生育政策影响外,最优替代率对个人贴现因子、资本收入份额和社会贴现因子的敏感性较强。

摘要：为了破解我国现阶段人口发展形势和家庭发展趋势下劳动力结构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之间的矛盾,必须调整政策设计理念和政策操作逻辑,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人口发展形势变迁、生育图景多元化、生育问题切身性和生育政策实施逻辑的转变,是新时代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前提和基础。在当前阶段,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工作重心和突破方向主要集中在单身女性生育、残疾人生育、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和非婚同居生育等方面。新时代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实现路径包括:丰富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认知维度,探索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实施策略,提高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的践行意识。

摘要：我国生育政策在新时期做出的重大调整,体现了政策法律的人文关怀。然而生育政策在制定实施过程中忽视了性别因素,"性别中立"的法律以及保护女性的政策法律,起到的作用却是消极的,没有顾及女性在参与社会活动中的利益诉求,加剧了女性的不利地位,背离了生育政策的价值追求。国家和政府应落实人权保护承诺,加大社会性别主流化进程,在生育政策和制度的设计制定上,充分考虑对男女两性的不同影响,确保女性不因为生育而丧失社会参与的权利。

摘要：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这是新时代我国人口政策的纲领性文件。贯彻落实《决定》,核心在于统筹协调政府、用人单位和生育主体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具体政策方面,建议结合国内实际充分汲取国际经验,制定系统化与协调的生育促进政策,协同发挥政府、用人单位和生育主体等各方面积极性;鼓励各地因地制宜设计生育配套政策,在扩大政策覆盖面和加大奖励力度的同时,注重减轻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及时开展生育促进政策的效果评估与社会满意度调查,注重引导青年群体树立正确婚育观念,考虑将生育率指标纳入政府绩效考核,确保人口政策取得实效。

摘要：进入新世纪以来,受长期计划生育政策惯性、生育观念转变和大范围人口流动的影响,我国乡村人口呈现出总量快速下降、人口结构恶化、总和生育率下降、新生儿性别比失调等问题。2021年“三孩”政策推出,提出应对我国生育政策进行综合性设计,以顺应我国乡村人口发展的需求。我国现有生育支持政策对于化解乡村生育问题还存在较多不足,需要秉持科学化和统筹城乡理念,抛弃历史包袱和政策惯性,遵循推进政策普惠化和系统化的思路进行政策调整,并不断完善政策执行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