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苏轼诗歌所用韵部或窄或宽,所择韵脚或难或易,以及长篇古诗中自由转韵,都是服从其诗意表达的需要。苏轼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写作次韵诗,不但次别人之韵,也次自己之韵,这种写作方式虽受后人讥议,但事实上是因难见巧的特殊艺术追求,并由此产生了大量名篇。

摘要：耿志坚、鲁国尧等学者把金元词韵分为屋曲、铎觉和德业三部。数理统计的方法表明,前述的德业部应该再分为三部,金元词韵入声韵共可以分为五部,更重要的是原来同一韵的字分化到了几部。把金元词韵分为三部是不符合语音发展规律的。

摘要：敦煌文献保留下来的《长兴四年中兴殿应圣节讲经文》并非是讲经的稿本,它的性质是骈雅化的案头文学而非通俗的说唱文本。至于作者,当是在云辩所用《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讲经文原稿基础上,秦王李从荣与心腹文人一起进行了集体润色加工。它的用韵艺术成就体现在:唱词基本合于近体诗格律,散文里的骈句合于平仄对应关系,也符合黏结的规律。

摘要：唱和诗的用韵,经历了一个由唱酬双方互不关联到相互关联、并由宽泛到严密的过程。诗歌史上唱和诗的用韵,有和诗不和韵、依韵(与原唱同一韵部)、和韵(与原唱同韵部,且回避原唱用字)、用韵(用原唱诗韵脚之字,但不管次序)、次韵(亦名步韵,依次用原唱诗韵脚之字)五种情况。其发展过程大体为:秦汉至魏晋和诗不和韵;依韵和诗始于南朝江淹;步韵和诗始于北魏,开一代风气者则为中唐元稹、白居易,至北宋苏、黄则蔚然成风。和韵诗亦有佳作,但次韵类写作毕竟易使表情达意受到羁绊,故今人写作唱和诗应回归盛唐,采取多样、灵活的用韵形式。

摘要：楚辞是以屈原为代表创作的文学艺术作品，产生于当时中国南方的楚国。楚辞以上天入地、奇幻华丽的特点，明显区别于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文学。但从诗歌的用韵方式与句式上来看，又明显带有北方文化的影子。应该说，从用韵方式和句式上，可以清晰地看到楚辞所具有的南北文化交融的特征。这一特征又尤以《九歌》和《九章》最为显著。

摘要：唐代诗风兴盛,出现了一大批诗人才女。薛涛和鱼玄机便是其中诗名远播的代表人物。作为女性诗人,她们的诗委婉有情,娟秀纤丽,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从时间上看,薛、鱼二人生活在中晚唐时期,生活年代接近,但诗韵同中有异,反映了这一阶段语音的实际情况,对研究中晚唐语音的变化提供了资料。

摘要：前人多因高明自称“不寻宫数调”而批评其《琵琶记》用韵杂乱,不合韵律。其实《琵琶记》的用韵通押并不都是失韵违律,其中如在南方语音中,发声出字或收声归韵相近的韵部相互间的通押,这是一种变通的用韵方法,兼顾了南方语音的特征,不算失韵。《琵琶记》的用韵也受到北曲用韵的影响,通押现象减少,闭口韵、入声单押。《琵琶记》的用韵与剧作的内容相结合,多能与故事情节、人物、时空的变化来选用和改换曲韵。

摘要：《西游记》作为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不需赘述。而它“在语言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吴承恩善于提炼人民生活中的口语,吸收它的新鲜有力的词汇,利用它的富有变化的句法,加工成为一种优美的文字语言.”从而为研究近代汉语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语言宝库。

摘要：《千字文》是我国古代识字教材中的精品,其句式整齐押韵,用韵采用隔句押韵,使用了换韵形式;文中融汇大量典故,使其成为内涵丰富的四言韵书。

摘要：元朝是中国历史上首个大一统的少数民族王朝。蒙古人入主中原后,元代的疆域空前扩大,各民族间的交往活动日益活跃。以蒙古族为代表的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业文化相互学习,掀起了蒙汉文化交流的高潮。众多才华横溢的蒙古族诗文作家,带着自己特有的民族气质和鲜活的艺术思维,登上中华民族的文坛,其汉文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据着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本文选取了元代48位蒙古族作家的近体诗作为研究对象,作家分别为忽必烈、图帖睦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