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实践的发展呼唤由立法论到解释论的研究方法转型,由建构性质的学术研究转向监察程序内部构造的学理解释是当前更为迫切的任务。初步核实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考察的结论可以普遍适用于监察程序内部构造。初步核实在制度设计上游走于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之间,具备“监督与调查衔接”的架构,其衔接性的特质决定了初步核实中的证据材料既可以作为实体处分的依据,又可以进入立案审查调查阶段。这种制度架构的背后,是监察程序“实体与程序并重”的二元功能:初步核实的实体功能具有独立性,不依附于监察程序中的其他环节,具体表现是直接根据初步核实的结果作出相应的处分建议;初步核实的程序功能具有依附性,具体表现是为立案与否进行前置性的准备。

摘要：作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于监察程序的法律依据,《监察法》第31条意义重大,并且在立法表述上具有显著特征。在理念指引层面,强调"主动性"是其主要基调;在制度设计层面,呈现出权力扩张和权利克减的双向趋势;在适用条件层面,体现为从宽实体条件设置严苛,从宽处罚建议批准程序行政色彩浓厚。以上立法特征虽然源于《监察法》"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价值追求,但在实践中却容易衍生出制度认识错位、适用范围受限、对于后续程序产生不当约束、"法法衔接"中矛盾加剧等新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认罪认罚从宽在监察程序中的作用发挥,其不利后果还可能延伸至刑事诉讼程序,难以契合司法改革的期待和要求。因此,有必要从宏观理念、中观制度、微观条件三个层面分别对当前立法予以校正,以此实现认罪认罚从宽在监察程序中的精准适用。

摘要：监察程序的法理基础和制度设计不同于刑事诉讼程序。我国刑事诉讼继受苏联法学理论,形成了“重心前置”的刑事责任——审查模式。域外主要国家均已在形式或者实质上放弃立案的关口功能,而形成了“重心后置”的犯罪线索——发动模式。监察程序在内部控权模式下形成了立案——调查机制,通过严格的层次性结构与预职能分设制约形成了程序控权。立案——调查机制是一种不同于既有制度的权力控制与运行机制,在控制权力的同时保证了程序的运行。

摘要：目前,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监察法》对监察机构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规范化、法治化具有促进作用;但司法实务中依旧存在诸多问题,如监、检、法在程序对接与转化层面衔接不畅,职务犯罪案件处置中监察与司法部门之间未形成科学的衔接与转化,监察措施适用环节存在诸多争议与模糊之处。由此,应进一步畅通监察与刑诉程序的衔接,为监察委员会权力运行机制的法治化与科学化构建刑事司法路径,促进其与刑事诉讼制度的良好互动与相互制约,以规范监察机关权力运行程序机制。宏观制度设计方面,监察程序中应恪守程序正义与分离原则,在遵循以审判为中心的大格局的基础上理顺监察与司法机关权力配置。微观机制运行层面,推行职务犯罪分流处置与司法审查机制,完善留置程序运用,在调查、审查起诉与审判等各阶段中通过适用非法证据排除、构建职务犯罪案件智能管理平台等方式,构建合理的监督制约模式。

摘要：监察体制改革后,原各腐败治理主体的职权属性差异并未因机构的整合而消弭。相反,当不同属性之权力集聚于同一主体时,其实践运行的冲突与不协调性集中爆发,纪、监程序混同因此产生。程序的混同导致监察调查权属与行权规则的不匹配,实践突出表现为职务犯罪追诉的政治性偏离、监察留置的功能异化以及对律师辩护权的不当限制。基于行权逻辑、权力对象以及处置结果的不同,纪、监程序应实行分离。一方面,应当通过内部机构分立完成主体分离;另一方面,应当对职务犯罪调查程序进行特殊化设计,即排除多层级审批、构建梯度化监察强制措施体系和保障律师辩护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