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蓟城纪念柱建于1995年,位于北京西南二环的滨河公园,为纪念当时北京建城3040周年。其造型源自出土于北京的汉墓神道石柱。蓟城纪念柱的设计是一个关于中国纪念碑的本质与演变的经典案例。其设计观念的形成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历经了东汉的纪念性墓葬石构建筑、南北朝的石质纪念碑性建筑和随后一千多年的演变发展而形成的。本文回溯蓟城纪念柱设计背后的观念发展史,并分析这一设计所蕴含的三重纪念碑性。关于这三重纪念碑性的探讨基于里格尔对纪念碑的三类划分——“有意为之”“无意为之”和“古旧”。

摘要：唐乾陵神道石刻群,石柱位于神道最前端最为醒目的位置,石柱与阙楼、石刻等建筑、石刻构成一个地上地下一一对应、互为表里的体系,这一体系将陵域分割为天界、现实和地下。而神道石柱,犹如经过了一扇虚幻之门,带领梦想灵魂由现实进入理想天国。其背后独特的空间架构深藏着唐代帝陵石刻造型艺术的文化观,更暗含着唐代人对于空间宇宙的观念思考。

摘要：宁远文庙龙凤石柱及石础石雕形式内容优美,别具特色,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细加分析,它来自于对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传承与融入,透过它可以看到湘南石雕文化艺术的变迁与发展。对它的研究和重视,对地方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促进对文庙的进一步保护,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摘要：探讨了南亚佛教古迹中所体现的宇宙观是如何映射到黄河流域的本土建筑传统之中的。佛教东传之时,南亚祭坛和神庙的象征形式并未直接移植到这一新的文化环境之中,而是被转译成一种可以使新的、不熟悉南亚建筑形式的人群"读懂"的视觉语言。为了描述这一过程,文章聚焦于河北定兴义慈惠石柱,通过比较此柱的结构和装饰与南亚神圣建筑中的元素来说明中国的佛教纪念物如何通过中国建筑的形式语言表现来自南亚的时空观念。

摘要：中国刺绣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创造中的一部分。据出土文物证实，中华刺绣工艺最早产生于商、周，到了明、清时期刺绣工艺已发展成熟，形成了苏、湘、粤、蜀四大绣种派别，创造出各具特色的刺绣艺术，在少数民族中也有技艺精湛、绣品精美的刺绣，石柱土家族刺绣就是其中之一。

摘要：唐代列置于帝王陵园、贵族墓地神道两侧的大型石柱,是唐陵空间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标识作用,是人们了解和认识唐陵石刻造型艺术风格、艺术精神的重要文化载体。对于唐陵神道石柱的多棱空间研究,有助于探讨唐陵神道石柱艺术表现形式、造型艺术特点、空间布局方式等在当代造型艺术空间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一个月前《纽约时报》报道称，挪威卑尔根KODE博物馆将归还其保存的7根圆明园汉白玉石柱，预计2014年9月，这批石柱将入藏北京大学，并通过其校内博物馆向公众展出。据悉，此次文物回流由中国某房地产开发商促成，该开发商向这家挪威博物馆捐资1000万挪威克朗（约合990万元人民币），并于2013年12月与博物馆方达成合作协议条款。

摘要：芗他君祠堂石柱,高122厘米,宽33厘米。1934年出土于山东省东阿县铁头山,1949年后入藏故宫博物院。柱的四面均有画像,或人物,或动物,图文生动。其中一面半截刻柱文,最上分3行刻“东郡厥县东阿西芗堂吉里芗他君石祠堂”17字题额,其下为正文10行,每行31至46字不等,共417字,隶书。汉代石柱题记遗存很少,此为难得的艺术佳品。

摘要：正定开元寺三门楼是唐代该寺的山门。唐如意元年(692)高僧日宝所建,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重修,清道光年间仅存下层12根八角形石柱和一根横梁。清末民初石柱大多倒仆,1980年运至隆兴寺保管。1992年,正定县文物保管所专业人员对残断的石柱进行了拼对、测量、记录。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残存石柱上的文字和线刻进行了初步研究,并依据有关资料对三门楼式样进行了揣测。现残存的12根石柱虽风化剥蚀较重,但依然是研究唐代地名、官职、宗教信仰、建筑、雕刻艺术的珍贵实物。2008年,经粘接、修复的12根石柱重立于开元寺。

摘要：正定开元寺三门楼是唐代该寺的山门。唐如意元年(692)高僧日宝所建,北宋大观年间(1107—1110)重修,清道光年间仅存下层12根八角形石柱和一根横梁。清末民初石柱大多倒仆,1980年运至隆兴寺保管。1992年,正定县文物保管所专业人员对残断的石柱进行了拼对、测量、记录。本文在此基础上对残存石柱上的文字和线刻进行了初步研究,并依据有关资料对三门楼式样进行了揣测。现残存的12根石柱虽风化剥蚀较重,但依然是研究唐代地名、官职、宗教信仰、建筑、雕刻艺术的珍贵实物。2008年,经粘接、修复的12根石柱重立于开元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