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最高人民法院第104号指导性案例表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难题是破坏行为认定。《刑法》第286条三款规定的破坏行为按本质特征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删除、修改、增加、干扰行为与制作、传播破坏性程序行为。根据计算机网络安全的评估要求,对破坏行为应以可用性和完整性作为判断标准。第286条第1款和第2款行为分别损害可用性与完整性,第3款行为则因破坏性程序设计不同而分别或同时对可用性与完整性造成损害。与其他破坏型犯罪中的破坏行为不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法益为集体法益,即承载着具体用户合法权益的计算机网络安全管理秩序,法益保护更为前置。

摘要：根据以目的为主、以手段为辅的分类原则,流量造假行为分为合意型、中介型、欺诈型、诋毁型四种基本类型。合意型流量造假包括外源性合意造假与内源性合意造假,对前者应当根据案件事实与证据情况分别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八十五条、第二百八十六条规定的计算机犯罪诸罪名认定;对后者通常不以犯罪论处,但内部工作人员犯罪或者平台违背用户意志、擅自操纵其账户实施流量造假的情形除外。中介型流量造假又可划分为组织型、盗用型、掮客型三种类型,其中组织型中介流量造假和盗用型中介流量造假应分别以非法经营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论处,掮客型中介流量造假因不具备法益侵害性而应当被出罪。以骗取广告推广费用为目的的欺诈型流量造假行为原则上应以合同诈骗罪认定,而诋毁型流量造假则根据其目的分别构成敲诈勒索罪或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除了明确的罪名适用指引之外,流量造假的系统化治理还需理论界与实务界就刑法介入的必要性达成共识,对相关犯罪的构成要件做进一步释明,进一步配套完善相关法律规章。

摘要：【裁判要旨】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破坏行为可归类成干扰计算机系统等破坏行为和制作、传播破坏性程序两种。两类行为在破坏后果可能性、单个行为是否独立构罪、破坏是否从系统内部展开等方面存在不同。对于不典型的非计算机病毒类破坏性程序,在进行司法认定时,不能将法律层面与技术层面等同,可从程序设计的专门性、破坏方式的内部性、危害后果的严重性等多维度进行考量,对相应的鉴定意见也要按照实质与形式相结合的原则进行审查采信。

摘要：《财经》记者张舟逸在2015年第16期《财经》撰文《互联网故障追责无门》认为，互联网公司在信息技术和安全管理上存在漏洞，其中的风险和成本却分摊到每一位互联网用户身上。以现行法律来看，《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2000年）中规定，为了保障互联网的运行安全，对于擅自中断计算机网络或者通信服务，造成计算机网络或者通信系统不能正常运行，或者故意制作、传播计算机病毒等破坏性程序，攻击计算机系统及通信网络，致使计算机系统及通信网络遭受损害的行为，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相对应的是《刑法》第280条“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