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合理量化城市轨道交通的碳减排效应,对于测算城市轨道交通外部成本、丰富交通运输领域碳交易理论体系乃至制定城市轨道交通补贴政策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考虑了城市轨道交通建成后乘客出行行为的差异性,建立生命周期视角下的城市轨道交通基准线碳排放模型与项目活动碳排放模型;进而,构建碳回收期理论模型,作为城市轨道交通碳减排效应量化指标,碳回收期指通过运营期碳减排回收建设期碳排放的周期,即累计碳足迹首次由正值转向负值的时间;而后,实现城市轨道交通在基准线、项目建设及活动期的数据收集,同时,标定模型;最后,以石家庄3号线为例进行情景分析,测算其基准线碳排放量、项目建设期及项目活动期的碳排放量,并在未来发展的两大模式下测算碳回收期。结果显示,在客流量常态化增长情景、快速增长情景以及缓慢增长情景下,其碳回收期分别为27,22,29年;在能源结构和能效水平常态发展、迅速发展以及缓步发展的情景下,其碳回收期分别为25,24,29年。结论表明,大规模客运量和高效的客运强度是城市轨道交通碳减排正效应的重要支撑;能源结构调整和能效水平提升带来的系统性变革,可以对城市轨道交通碳减排带来显著正效应。

摘要：如何保障经济增长和气候治理目标同时实现,是中国目前面临的迫切难题,亟需进行气候变化政策方面的顶层设计。碳定价是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议题,其关键在于通过碳排放造成的负外部性进行显性定价,激励排放主体将碳减排纳入到生产与消费决策中。中国正在筹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以作为气候变化政策中碳定价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策试点,“五省两市”的碳交易市场已经运行多年,碳减排效应也备受关注。本文基于“五省两市”试点地区和其他非试点地区1997—2017年的面板数据,使用合成控制法(SCM)实证分析了中国碳交易试点市场对试点地区碳减排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碳交易试点政策起到了较为显著的碳减排效果,尤其是湖北、广东和重庆;排序检验和基于SCM的双重差分估计也都表明政策评估结果非常稳健。基于此,中国应积极推动碳交易市场发展,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碳交易市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应对碳排放问题中的积极作用。

摘要：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庄严承诺,如何优化财政支出的顶层设计以实现绿色低碳发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2007-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以新型城镇化为切入点,系统考察了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支出规模通过直接效应和环境规制效应对碳排放保持抑制作用,而通过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促进了碳排放,非经济性公共支出占比的碳减排效应显著;新型城镇化建设对财政支出结构的碳减排效应存在调节作用,以经济和人口衡量的城镇化进程强化了财政支出结构对碳排放的抑制效果,以社会和生态衡量的城镇化削弱了财政支出结构的碳减排效应。

摘要：分析中国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碳减排状况,为现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改进提供经验依据。基于2005—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是否存在碳减排效应,并采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PSM-DID等方法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通过中介效应分析检验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的传导路径,最后分析试点政策的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1)试点政策显著降低试点地区的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存在显著的碳减排效应;(2)绿色技术创新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试点政策实现碳减排效应的作用路径,绿色技术创新在降低试点地区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中分别发挥了12.38%和5.51%的作用,能源结构转型则分别发挥了3.74%和0.47%的中介效应作用;(3)北京的碳减排效应在6个试点地区中最强,其次是上海和天津,湖北和重庆的整体碳减排效应较弱。研究结论为更好实现“双碳”目标、同时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提供的主要启示包括,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减碳政策等。

摘要：为了促进节能减排,提出碳税政策下分销网络设计中的多容量等级选址—路径鲁棒优化问题。通过引入box不确定集合与两类不确定水平参数来描述单位运费的不确定性。采用混合整数非线性规划对问题进行数学描述,进而基于强对偶理论将非线性模型转化为线性化的鲁棒等价模型。采用GUROBI软件进行了数值计算和分析。数值分析表明:碳税政策具有减排效应;随着碳税率的增大,碳排放量呈“阶梯式”下降趋势;单位运费的不确定波动会对企业的最优决策产生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启用更多的车辆数可以减少碳排放。政府应该根据市场规模与结构来设置合理的碳税率;企业可以根据决策偏好选择鲁棒控制参数,并考虑碳税影响来制定和调整最优决策方案。

摘要：基于中国碳交易试点建立政策分批实施的交叠双重差分(Staggered DID)模型,进行碳减排效应和政策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中国碳市场产生了显著的减排效应,且未表现出直接的“两难冲突”问题。但其通过降低煤炭占比实现减排效应的政策机制,在“双重约束”下对中国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极大挑战。经过基于市场制度特征的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国碳市场在自发竞争提升排放“基准”水平方面存在“市场失灵”问题,CCER市场也还未发挥出应有的创新激励效应。因此,建议在碳配额有偿分配环节设计构建“政府+市场”的优势互补制度,以科学论证的“标杆”作为排放“基准”目标,弥补“市场失灵”,在全国统一市场架构下完善、规范CCER市场,作为中国碳市场实现“共赢”的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