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先秦思想家对音乐和国家礼乐制度的关系做过很多精辟论述。先秦乐论不只是讨论音乐问题而多涉音乐与“礼”、与伦理和国家政体—制度史等问题,因此乐论是先秦思想史和哲学史关注的一个重大主题。先秦乐论的哲学和美学思想暗合了人类文明和世界音乐史溯源的一些经典理论探讨,特别在音乐起源和功能研究方面跟古希腊乐论多有值得比较研究之处。19世纪兴起的人类学和其后的比较音乐学、民族音乐学为乐论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思路。结合史前学方法,音乐人类学对音乐起源、音乐的符号意义和功能等课题进行了世界性文明的综合探讨,对先秦音乐美学和文化意义的研究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摘要："女娲作簧"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是上古时代礼乐文明的滥觞,由此产生的鼓簧艺术在石器时代得以延续;进入青铜时代,夏商周继承了这种艺术传统;而至春秋时代,孔子编纂《诗经》,其中的四首"鼓簧诗"更体现了口簧作为礼乐用器以及鼓簧艺术作为礼乐艺术形式的重要意义。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结合口述史料与活性态口簧艺术遗存,即以四重证据表明"女娲作簧"的历史真实,是对其文化意义阐释的一种有效手段。

摘要：周代姬旦“制礼作乐”使中国进入“礼乐文明”阶段,开创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礼乐文明之先河。礼乐相辅相成,互为推手,实现了周公“修身齐家,治国安邦,为万代开太平”的治理构想,其精髓在于“和合万物”——“和”思想。放眼当今,我国也以乐舞艺术的传统“和”思想为美学依托,打造繁荣、和谐、美丽的中国梦,以歌舞艺术中的真善美为手段,构建中国未来发展蓝图,使“和”思想在当代得以延续,开出新时代的文化艺术之花。总之,纵观古今,乐舞艺术都具有“和”思想的美学意义,以动人的艺术形态承载历史发展,以“和”思想的哲学内涵推动中华民族不断发展。

摘要：《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记录了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500多年间的礼乐文明的文学作品。它不仅是礼乐文明的产物,而且还反映了远古时期人们的思想生活与情感生活。马克思曾讲过:“内容是事物一切内在要素的总和。形式是这些内在要素的结构和组织方式。”如果《诗经》只是苍白无力地不借助任何艺术表现手法反映人们的思想生活与感情生活,那么它肯定是枯燥无味的。而《诗经》之所以能被称为“经”,一方面固然跟它所反映的儒家的“礼乐教化”分不开,另一方面也与它用以反映思想内容的艺术表现手法有密切关系。

摘要：宋末元初熊朋来创作的《瑟谱·诗新谱》尽管以"复古"为主旨,力图弘扬周代诗教传统,但从其音乐本体形态看,熊氏不明古瑟调弦之制,不察二十八调闰角之实,以"从其月律"或"因其物性"作为宫调选用标准,其精心创制的《诗新谱》并非上古雅乐正宗,只能视为熊朋来的拟古之作,目的是建构熊氏自己理想的礼乐之境。《诗新谱》的上述特点可视为中国古代雅乐缩影,通过对这一个案的剖析,可使我们在当前复兴中华礼乐文明的大语境下,更加清醒地认知传统雅乐遗产的现代价值。

摘要：时间:2013年3月24日地点:北京云何寂孤斋文字整理:韩修龙《藏画导刊》编辑韩修龙(以下简称'韩'):文老,您一生投身学问,潜心钻研,早年成名,中年精进,晚岁著作等身,在文史哲、书法、金石、鉴别、中医、吟咏等诸多方面可谓一代学界耆宿。

摘要：中国是多民族融合的礼乐之邦,有着悠久的礼乐文明历史。礼乐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国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各民族各地区都有着自己的音乐风格和表现形式,就像五十六朵花绽放于祖国的大好河山一样。作为一名在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从事钢琴艺术指导工作的老师,我有幸接触到来自五湖四海的少数民族学生,他们来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带来了各民族优秀音乐的文化元素。每一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独特的乐器,比如蒙古族的马头琴、维吾尔族的都塔尔和热瓦普、侗族的侗琵琶、藏族的扎木聂等。

摘要：在现代形态的历史研究中,人们可以拈出种种概念为中国历史定性,但没有哪一个概念像礼乐一样对中国历史形成了既深且巨的影响。人们可以用它界定中国文明、文化、政治、制度的性质,相应把中国文明称为礼乐文明,文化称为礼乐文化,政治制度称为礼乐政治和礼乐制度,但从本质上看,它却奠基于美和艺术。

摘要：通过综合各家学说、考据文典、辨析要义,在深入剖析中国“书画”所寓含的深刻人文内涵基础上,提出了“乐舞精神”作为其主脉这一独具特色的看法,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困惑与长期徘徊的局面。